改革纵横谈
第一篇 房地产绑架中国
引子：
这一场席卷全国的房地产高潮是以当前的土地税收制度为根源、政府为后盾、房地产商为主体、主流媒体和无良知的经济学家为鼓吹手，炒作者推波助澜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而已！！几年以后当我们梦醒以后、泡沫破灭后，我们必定会沉痛的深刻检讨这段历史！
前几天坐公司班车下班路上，听司机师傅和一个同事谈本地房子，同事说现在没钱买，想等一两年。司机师傅说了一句话让我无语：还等一两年，今年60、70万的房子，过两年就变成100万了.我们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房地产这次超高速列车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方？
一、 税制改革加上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不景气把地方政府逼上了房地产这趟高速列车
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就是把国税和地税分开收缴,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和缩减不断增加的地方开支.目的是将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分开.当然,按照他的话讲,有些地方开支是不正当的.在此之前,中国的税收作的极差,偷逃税成风.有很多地方甚至只能拿到应收税款的50%,以至于依法纳税作为一个口号叫得全国人人皆知.那时候,不论中央和地方,大家都很紧.都没钱.中央政府也没有现在这么牛。
分税制后,中央将大部分易收税源掌握在手中,而把难收的甚至是几十年都无法抽税的税源交给地方.从此,中央财政充裕,地方财政吃紧.而地方开支却不断增加,。此外,沿海经济优势日益明显,地方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了.为了增加收入,地方政府想方设法的增加收入。现在全国许多地方的乡、村两级财政面临崩馈面对严重的财务危机,庞大的地方政府无计可施,无奈的将一个一个的税源消灭.乡镇企业办不下去了,国企卖光了,矿山承包了,终于,这把刀砍到农民身上了。那就是地方政府卖地、经营城市运动。
房地产狂热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1998年。在那一年，受困于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急剧失速，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拉动内需的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在当年四月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和消费的通知》；次年二月，中国人民银行又接着发布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并明确指出，推动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意义在于“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生产”。此时，中央政府将房地产作为拉动内需的政策意图已经相当明显。此后中国的个人住房消费信贷开始逐渐普及（对于银行来说，相对于百分之四五十以上的企业贷款不良率，房贷的质量非常之好），这使得一定的的住房购买能力出现了最多可以达到5倍的扩张（房贷最多可达总价80％的贷款）。
当年朱XX做出这一决策时估计应没有想到此后的数年房地产业的发展虽然达到了拉动内需的目的，但却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为以后的可能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土地不仅是财政权力，而且也是货币权力。由于批出的土地几乎立即就可以用作从银行抵押贷款。房地产业的增长显著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有人测算，房地产的产业拉动系数甚至达到1：2.86。在房地产最为炽热的上海， 2004年房地产直接拉动的GDP约为17％，间接影响建筑材料、家电等行业所带动的GDP约为3％到7％，合计共约20％。这使得房地产在上海支柱产业中的位置急剧上升。上海经济正在演变为地地道道的房地产经济。这个判断，对中国其他大中城市几乎一体适用。1990年代中后期之后全国房地产业每年都保持30％以上的增长，对于地方政府官员来说，房地产就是GDP，就是政绩。
另外，根据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盛XX提供的数据，2001年到2003年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为9100亿元。而在1998年，这个数据不过区区67亿。由此可见土地出让之热。可供比较的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2003年5年间，全国发行国债也不过9300亿元。这足以说明，土地，已经变成地方政府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房地产的税收更是属于地方税种，事实上，在许多地方，土地收入已经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如此诱人的暴利，难怪地方政府要对房地产业如蝇食蜜。
二、房地产商--这一场游戏的主角
中国房地产商人缺乏自我约束的短视和狂热，是有深刻的制度和经济原因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在玩自己的钱。很多年以来，由于共同利益的扭结，房地产商与地方政府形成了一个相当标准的利益集团。他们频频在媒体上曝光以引导公众预期，利用政策建议以影响政府决策。正因为政府与地产商的有这种合作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房地产商对当地税收及GDP的贡献，这也成为房地产商与政府博弈时的一张强有力的底牌，也一直就是房地产商人们乐观得接近疯狂的真实理由。
房地产商由于普遍使用极高的财务杠杆，房地产商的利润经常可以达到惊人的暴利水平，不过，按照一位投行经济学家的估计，房地产商的自有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400％。为何这么说？假如投资房地产的资金如果是10，那么地产商自有资金可能只占2成，然后会有6成的银行贷款，还会有2成的期房预售回收的钱。所以，如此暴利，任何冷静的商人恐怕都难以自持。
三、 国内外炒作者的推波助澜，加速了房价的飞升
1、自从2000年的网络泡沫破灭，美国股市市值引领全球狂跌，同时又由于美国的联邦基准利率降到了超低的1％，再加上美国近几年因为战争拖累大开印钞机，所以至少数万亿计的游资开始撒向全球各地，从美国逃出的大量游资开始在各地寻找投资机会。中国自从加入世贸后外贸出口创纪录高速增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同时又由于RMB的升值预期，自然成了游资的首选之地。如何炒作呢？以上海为例：
上海地区有南京西路和淮海路，在这个片区，土地供给没有了，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有限的几栋房子。如果上海老百姓买郊区别墅的话，也会希望在市区里有一个小房子，不希望脱离市区生活。上海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自然具有炒作的概念基础。国外游资同时进来，一起囊括，一起炒作，第一阶段炒这几家，互相揭盘，我先购买，然后你也进来，然后一起退出，第四个人进来最高价格拉升，然后四个人一起退出。和庄家炒股颇为相似：第一家先进来，然后第二家再进来，第三家再进来，怎么套现，第四家进来到高位，前面三家一起套现，下一次换一家，你这次牺牲一点，下一次你第一个炒，大家互相配合。
2、中国上游产业被寡头垄断，下游产业是充分竞争的市场。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其实是官僚垄断资本的盛晏，民营中小资本的地狱。要想了解中国个体户的艰难，可以数数他们手中政府收费的发票。根据全国工商联的有关调查，繁重的政府收费已使得个体私营企业的成本不断提高。一些地方个体私营企业需要缴纳的费用有卫生费、劳动用工年检费(向劳动局缴纳)、土地发放费(向土管局缴纳)、耕地占补开发费、出外经营手续费、工商年鉴公告费、造地专项基金、发票结报费、市政押金、电脑票据工本费、土地设施管理费、房产抵押管理费等各项政府征收税费和基金多达375种。如些恶烈的投资环境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个体私营经济的萎缩：今年8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数据，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缩水”810万户。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民间大量的资金要么由于为了养老、买房、大病和孩子的教育而存在银行形成了巨额的存款，要么就是象温州的游资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结果撞到哪里那里热。房地产业的高利润自然引得无数民间资金如蝇食利。
3、还有一股炒作资金，就是国内来路不明的资金，通过房地产把钱洗白，而在房地产业洗钱当然是首选豪宅，一幢豪宅少则数百万多则上千万，洗起钱来又快又干净。君不见各地的豪宅开发节节升温。 2006-12-4 16:49:26
四、被地方政府控制的主流媒体和无良知的经济学家为房地产的升温而摇旗呐喊
在中国房地产的长期牛市中，地产商与地方政府一直坐在同一条船上，形成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伙伴关系。对这一点，地产商及地方政府同样清楚。很多年以来，由于共同利益的扭结，房地产商与地方政府形成了一个相当标准的利益集团。当今的中国，主流媒体都被各级政府控制，地方政府为了自已的GDP、为了政绩自然要控制媒体为房地产高速列车保驾护航。利益集团他们频频在媒体上曝光以引导公众预期，抛出万言的政策建议以影响政府决策。收买媒体和一些学界有影响力的人为他们摇旗呐喊。可以观察到的一个例证是，2003年央行“121”号文件出台之后，房地产集团的游说，对政府的后续决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影响。更有一些无良知的经济学家成了利益集团的座上客，为利益集团攫取人民的血汗钱而吠叫，历史之轮是滚滚向前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每个人的心中自有一秤称，这些所谓经济学家N年后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下面是厉XX这个所谓的主流的怪论：
1、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X国人购买两套房，
2、X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
3.X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4、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X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5.X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三千点。
6、X国应该持续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因为不这样做，X国的GDP就要掉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工人失业。
7.X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很多人失业不是坏事。
8.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的。
9.房价涨的快是好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10.X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 但我们获得了收益。
11.X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 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12.廉租房建设也可以通过发行彩票这种方式来募集资金。募集到的资金也可以以住房补贴的形式发给低收入者。
13.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
14.X国农民要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15.“经济学家”要顶住互联网压力
16．X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17．国有资产要就是一碗饭，要往上面吐吐沫。
18．我们不能低估舆论对X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
19．郎咸平很无耻！
20．我知道我做的是得罪人的事情，会遭人骂的，但是我不在乎！！
最新：下岗工人到农村去！
五、利润有多高，泡沫就有多大
对地价便宜的大多数中小城市而言，建筑成本是房价构成的最主要因素，譬如，30万元/亩的标准多层住宅用地，考虑其容积率、小区配套设施、规划概要等，建筑面积分摊的地价因素大约是180元/米2，房地产税费及管理成本再高也不会超过150元/米2，如果利润保持在国家鼓励的、合理的8%，那么面对顾客的终端销售价约为1000~1200元/米2左右，但现在此类地域的城市房地产价格大约在2500元/米2左右，所以说中国的房地产业是暴利行业可不是空穴来风。
在深Z、北J、上海，地价则是房价的主要构成因素，好的地块，每亩地价多是千万以上，在这样的地块只有建造高层、高档楼宇，才能把地价因素削减、消化下来，打个比喻，在北J，1000万/亩的地块，在三环以内，25层的塔楼，建筑面积分摊的地价因素大约是1300元/米2，加上1200元/米2的建筑成本，如果利润率为8%，那么面对顾客的终端销售价约为2800~3100元/米2左右，而现实中的价格为8000~9000元/米2，这里的地价，是参考以同地域中已经见报、公开招投标的地价，而实际情况是，不单是北J，全国其他地方，经营性的房地产土地出让绝大部分（95%以上）是协议转让的，就是说，是在没有竞争、不公开的情况下以一种你情我愿的形式出售国有土地的，其价格比公开招投标的地价低很多，有时连1/10都不到。房地产商由于普遍使用极高的财务杠杆，房地产商的利润经常可以达到惊人的暴利水平，按照一位投行经济学家的估计，房地产商的自有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400％。假如投资房地产的资金如果有10成，那么地产商自有资金可能只占2成，然后会有6成的银行代款，还会有2成的期房预售回收的钱。如此暴利，任何冷静的商人恐怕都难以自持。
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指标是所谓房价收入比。即一套住宅的总价格与家庭年收入的比例。那么，什么样的房价收入比才算是合理的呢？世界银行的标准是5：1，联合国的标准是3：1。而在经验世界中，美国的这个比例是3：1；日本是4：1。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是大约在10～15：1。任何地方的地价都不能长期脱离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 “上海的房地产价格比伦敦和纽约中任何一个的房地产价格都贵了3倍（谢国忠语）。”这的确是一个相当脆弱的气泡。
2002年国庆秘密走访深Z其间，对“泡沫”一贯嗅觉灵敏的朱XX总理就已经对房地产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他以简捷的语言告诫：“深Z的明天就是香港的今天”。但无论在意志上还是在时间上，即将卸任的朱都已经无法再完成一次可能在政治上引发巨大争议的宏观调控了。
六、房地产业的几个谎言
1、近几年房价持续上涨，不少买房较早的人，身价随之上涨，自然喜气洋洋。这是典型的投资心态。社会上有一套房的家庭占了大多数，一般家庭不大可能在房价涨幅巨大后抛售后获利，因中国人“安居乐业”的观念根深蒂固，为赚钱而卖出房子再租房的做法是要有先进的投资观念的。所以不管自己的房子涨了多少，只要不卖，就不能实现这种收益。也就是所说的纸上富贵。所以，房价虽然涨了不少，可是对于大多只有一套房的家庭来讲，没有什么意义。
2、中国住房贷款是浮动利率，当利率变动时，从第二年初开始，实行新利率。人们买房时，一看一个月还款不过一两千元，小意思，完全可以承受。但现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仅2.52%(在2004年甚至低于物价涨幅3%)，贷款利率6.12%考滤到通帐因素，实际利率为负值，但1979年来利率的算术平均值是6.58%。美国几十年来平均房贷利率为8-9%。如以后利率提高到正常水平，还款压力会非常沉重。如贷款利率是6.12，贷40万、20年，利息为30万，如果利率升至6.84%、7.20%，则利息分别是33.5、35.6万，如果利率升到9％甚至更高，则还贷压力将剧增。所以买房人应谨慎考虑利率风险，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3、中国人多地少，所以房价应上涨。中国平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32人，日本、韩国、印度、越南、德国的这个数据分别为336、478、338、238、230。即使沿海的13省、市、自治区的平均人口密度也不过每平方公里407人，与上述几个国家相比并没有本质差别，如按适宜居住的面积计算，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低于日本、韩国和印度，如日本山地、丘陵占3/4，按适宜居住的面积计算，日本的人口密度超过了1300人每平方公里。另如考虑我国城市人口大多居住在多层和高层建筑里，而德国和英国人口大多居住在低层或独栋住宅里，我国人均居住所占用的土地面积要远小于德国和英国。所以虽中国人多，但地并不少，人多不是房价肯定上涨的理由。
4、房价只会涨不会跌。也许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比如50年，不考虑通货膨胀，房价确实只涨不跌。可是长期看涨，并不等于只涨不跌。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只涨不跌的，不管有多少看起来充分的理由。日本是个土地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而且三分之二是山地，所以当年举国上下都认为房价没有理由不涨。结果最高峰时，东京及周围三个地区的理论地价超过美国整个国家的地价与在纽约上市的所有公司的净资产值之和。结果日本从1990年起房价连跌14年，跌到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拖累了整个日本经济。
5、房子买入后就一劳永逸。根据中国法律，业主对房屋建筑拥有所有权，但是对于住房的土地，并无所有权，最多只有70年的使用权，而且从开发商拿到土地之日起算。
6、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房价只涨不会跌。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仅有纽Y、芝加G、洛杉J等区区几个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在亚洲有些名气，在世界上没有多少人知道。上海曾与韩国的丽水争办2010年世博会，丽水既然申办世博会，当然不是一个差劲的城市，可是有多少人知道丽水这个城市？韩国大邱的地铁不知何时建成，但1995年地铁发生纵火事故，可见1995年之前就建成了。可是中国有多少人知道大邱这个地方呢？而上海地铁95年4月才试运营。所以房价应与东京等地看齐的说法不过是别有用心，愿者上钩的谎言罢了。
7、中国经济发展，收入提高，房价也应涨。不错，中国这两年收入提高较快，如上海，2003和2004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4867、16683，一年增长12%。可是房子不象一般的消费品，是要用一二十年的积蓄来购买的。所以房价涨幅应大大低于收入增长。
8、土地紧缩后，土地供不应求。事实并非如此。如“土地供应不足”传闻较多的北J，国土资源部介绍，北J2004年经营性项目土地使用权入市交易共成交了71宗土地，比上年同期增长了92%；成交土地总面积437.71公顷，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13%。北J市仍有约5900万平方米的存量房地产土地有待盘活。开发商制造这种真实的慌言，不过是想让消费者接受高房价。
9、政府不会让房价下跌，会托市。日本政府不比中国某一地方政府有钱吗？就是香港政府，也远比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有钱？当日本与香港的房价持续下跌的时候，难道日本与香港政府希望房价下跌吗？商品的价格涨跌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房价下跌的各种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政府是无能为力的。 2006-12-6 11:31:01
七、最后清算的号角已经吹响
1、2005年3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商业银行住房信贷政策，宣布取消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城市或地区，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现行的20%提高到30%。央行此举表明，中央政府对房地产的政策调控力度进一步加大。
2、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该份文件强调：“住房价格上涨过快直接影响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条件的改善，影响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甚至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并要求各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房地产价格,这个通知被人们称为“国八条”
3、2005年4月3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加强宏观调控，稳定住房价格”的评论员文章，呼应“国八条”，并公开阐述中央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最新看法。此后至今，国家喉舌新H网、人民网多次发表相关调控房地产文章，各主流媒体风向开始明显倾向于调控房产。
4、随着2006年9月5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31号文”)的出台，以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为开端的新土地管理体制和机制，至此基本构建完成。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甘XX在9月8日的加强土地调控专家座谈会上表示，31号文中的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规范土地出让收支管理、调整建设用地有关税费政策、建立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统一公布制度这些措施，核心是要调整中央地方的利益分配关系，逐步减少地方政府盲目扩张用地中的经济利益驱动。
5、随者RMB的渐近升值，热钱再进入后获利的空间越来越小，升值到某个临界点之前，游资会渐渐撤出.
C 国房地产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已经相当之高，所以中央政府在历次调整房地产的政策取向上都是小心翼翼。其实中央的真实意图并不是想让房产价格大跌，而只是想踩住房产上涨的阀门，中央在调控中进退两难的心境，房产商也是心知肚明。所以每次调控都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和房产商的一次博弈。正由于中央在每次调控中投鼠忌器的迟疑，使地方政府和房产商摸准了中央的底牌，这也成为房地产商人们在每次调控的短暂停歇后又开始接近疯狂的真实理由。上海的老大陈XX的双规表明中央已经渐渐胜过地方军。市场的力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虽然中央可以控制调控政策的尺度，但人民的心理预期是政策所没法左右的，当市场中空方的预期胜过多方的预期时，房产雪崩的日子就将来临。
有句话说得很精辟，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 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时，所有的资本都将争先恐后地出逃，对经济的打击，用十年衰败来形容都不为过，看看现在的北海、海口，就明白什么叫元气大伤，92、93年全国有多少热钱在那里博杀，而今天，还在为十年前的事打官司。违背了城市的自然发展规律，吞下的将是漫长的苦果。
八、谁为这场房地产盛晏来买单
2005年4月披露的一份由上海团市委编写的《上海青年调查报告》显示：住房问题已经上升为上海青年心目中最为关心的问题。而其他诸如就业，社会治安等历年排名靠前的问题都退居其后。“居者有其屋”对于普通老百姓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另一方面，似乎所有的购房者都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暴涨而成了赢家。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今天的购房者几乎全部都是以银行按揭的方式付款的。这意味着，如果长期利率上升或房地产价格暴跌，甚或这两种坏情况同时出现，这些购房者就马上可能沦为“负资产”一族，虚拟的赢家顷刻之间就变为实实在在的输家。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香港，回归前夕，港英政府突击花掉历年积攒下来的钱，用来修地铁、造大桥、建机场，经济十分火热，房价炒得如此之高，最后民众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在买房还是搞投资了，几乎每一个港人家庭都加入按揭购房的队伍，并对后市充满信心，最后，击鼓传花把接力棒送到倒霉的那位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风暴不期而至，再没有人来接棒了，不得已，宣告破产，把不动产交银行拍卖。在这一轮经济衰退中，损失最重的是香港的工薪阶层、也就是所谓的中产阶层，他们大部分都贷款供楼，90年代中期，房价达16~20万港币/米2时，每当新楼盘推出时都有人几天几夜的排着几百米的长队，与我们今天的上海、杭州何其相似，然而，时间仅仅过了4、5年，在东南亚经济风暴的冲击下，当年的房价已跌到3~4万港币/米2，但当地人认为还没有跌到位，在远郊，类似于乡村别墅的新建村屋价格已跌破万元大关，可以想见，普通老百姓损失多么惨重，钟镇涛破产了，梅艳芳、陈慧琳等艺人损失了数百万至上千万。
屹今，中国房地产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已经相当之高。根据央行《中国房地产发展与金融支持》报告，中国房地产信贷在整体信贷中的比例由2000年的6％急剧提升到2003年的21％。在2004、05年，这个比例进一步上升。在上海，2004年全部新增贷款中，有将近80％投入了房地产。房地产贷款中所潜伏着的金融风险可能要比数据显示以及人们所想象的大得多。如此高的贷款集中度，一旦行业趋势逆转，必然会给中国脆弱的金融系统带来灾难性的冲击。但实际上，房地产贷款中中长期贷款比例相当之高, 而这些贷款的风险绝非短期可以看出。正是源于此，所以中央政府在历次调整房地产的政策取向上都是小心翼翼，而且是调整的重心多落在买方而不是卖方，由此可见中央投鼠忌器的迟疑。
中国农民的身影仅仅只是在被人雇佣彻夜排队领号的时候才出现过。这个局外人，可能正是这场房地产盛晏中最大的输家。由于中国现行的土地法律，中国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所丧失的土地利益相当巨大。地方政府以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然后以几倍甚至十数倍的价格转手，而这些利益大多被注入了中国农民无权享用的城市基础建设中，或者被腐败官员中饱私囊。统计表明，1980年代之后至2004年，农民承包地被征用总数达到9800万亩。保守的计算，如果每亩地农民丧失财富5万元，那么农民这20多年在土地上丧失的利益就达到5万亿之巨。与这个数字相比，1949－1978三十年间农民由于价格“剪刀差”所失去的7800亿元，就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东北一位省长在一次公开的场合痛斥某些政府官员经营城市化运动大造形象工程时说了一句话：我们现在的城市象欧洲，而我们的农村却象非洲。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推动了上游产业和周边产业的发展和投资的增长。这不仅仅包括建材、水泥、装修业、钢铁业、电解铝和氧化铝等行业，甚至进一步推动了更上游的电力、煤炭等行业的发展和投资。周边高度相关的石化工业也得到推动。于是，中国以国有国僚垄断型企业为主体的基础行业出现了普遍的扩张，价格出现了飞涨。房地产上游产业产品价格的上涨使得处在全面竞争的下游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工业出现了困境，利益空间被极大压缩。这是由于，基础行业基本是国家垄断资本，而这一领域的涨价在下游劳动密集型行业那里，由于高度竞争和市场过剩，原料和能源的涨价并不能通过涨价而转移到消费者那里。这使得中国的中小资本在跨国垄断资本和官僚垄断资本的双重夹击下，举步维艰，这同时也使他们原来支持改革的思想发生变化。
所以，这场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房地产业盛晏已经绑架了中央、绑架了银行、绑架了全体国民、绑架了国民经济！！
在我居住的小区旁边矗立着一块巨大的2010年世博会公益广告牌，上面是醒目的世博会主题宣传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试问，以地方政府为主推手的这一场经营城市大跃进运动是否真的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了？何时才能真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僻天下寒士具欢颜”！2006-12-8 16:59:18
第二篇 股市，缺乏有效监管的游戏场
引子 ：
股市、股民、股票形成了所谓的三股问题，三股问题如何解决？怎样再造一个和谐的资本市场？是不是要象18世纪的英、法一样全部推倒重来？还是学习美国用严刑峻法来有效的监管资本市场？
一、 股市成为国企脱困的圈钱工具
1997年15大以后，朱XX当选为新一届ZF总理，朱XX主政后提出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的四字方针，力争三年扭转国企困境，当时国企最大的困境就是资金匮乏、没有盈利能力。为了扭转困局，中央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让国企上市筹集资金。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ZF甚至动用国家喉舌直接推动股市上涨吸引中小投资者入市。这让那些有些历史感的人轻易联想到大跃进时期的疯狂。在中国一九九九年开始到二00一年七月结束的罕见牛市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肯定会作为丑闻记录在案，这就是“RM日报”在一九九九年六月发表的社论。这篇社论以欺骗的手法催促投资者进入股市，以营造社会虚幻的“财富效应”，并同时为国有企业解困。鉴于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权贵资本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中国完全可以将中国股市两年多的牛市定义为：权贵资本对社会财富一次规模巨大的洗劫。现在中国证券市场的泡沫仍然远离合理区间，但它套牢的资金已可以万亿计。股市数年来的低迷，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行，为什么呢？在不成熟的政策指导下，中国股市透支了中国证券和金融改革的成果，透支了中国百姓的积蓄。据统计，2001年6月末，沪深两市的市价总值为53630.68亿元，流通市值为18866.36亿元。截至2003年9月末，上市股票由1137家(含B股)增至1362家，但沪深两市总市值却没有同步增长，仅有39080.79亿元，流通市值同样如此，仅12719.12亿元。也就是说时隔两年零三个月，股市总市值蒸发14549.89亿元；流通市值蒸发6147.24亿元。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没有相应的资本作为保障，是困难的，而现在中国的资本和金融市场早已经透支了发展的动力，沦为吸食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吸血鬼。
二、 西方列强资本市场的发展说明，没有信托责任和严刑峻法监管的股市必将沦为赌场
什么叫股票市场？股票市场的原始目的，就是在市场上集资，把不会做生意的普通老百姓的钱集合在一起，拿给职业的经理人来经营。而职业经理人拿到这个钱后，就要肩负起为中小投资者保值增值的重任。也就是说中小投资者相信并把自已的钱托负给职业经理人，让他们来为自已赚钱。但人都有自私的本性，如何保证职业经理人肩负起这个信托责任？唯一的方法就是制定严刑峻法，用重刑来监管市场，让经理人不得不负起这个责任。
对比中国的国企股改，看看英国的国企股改，在撒切尔夫人当政时，英国ZF首先聘请优秀的经理人来经营国企，如果企业经营好了，实现了增值，英国ZF就把这些企业拿去上市，让中小股民来持有相应的股份。但中国的国企是如何股改的呢？是把差的、不赚钱的拿到市场上来骗中小股民！！
中国股市今天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在英法美等国都曾经经历过。在1721年到1723年之间在法国发生了股市崩盘，叫做法国密西西比泡沫，英国的叫做英国南海泡沫。18世纪的英美欧洲股市也存在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借银行钱炒股的本质。今天在中国股市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发生过。欧洲三次金融危机之后，英国法国ZF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关掉股市，所以在泡沫法案的规定之下英国的股票市场关闭了100年，法国由于很多公司向银行借钱炒股票，所以法国ZF禁止银行这个词禁止了150年之久。
《 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描述了和1720年的《泡沫法案》中一模一样的现象，就是官商勾结、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把股价炒得很高，而导致了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总市值由当时的890亿美金跌到了150亿美金，可以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末路。
在欧洲股市崩盘后若干年，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出版了一部经济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国富论》。《国富论》讲得就是如何让一个国家富强：为了能够使国家富强必须让信托责任控制这个国家，实现还权于民、藏富于民，而不是为权贵阶级所控制，这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相应的一个新的法制系统来规范社会秩序，而不是为权贵阶级所控制。英法等国ZF研究并接受了这一思想，并把这个民间的思想成为主导国家政策发展的方向。这才有了中国今天看到的欧洲列强。
而美国罗斯福ZF面对1929年的大股灾，制定了《美国证券交易法》。这部法律就体现了“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定要以民为本”，更具体地说必须要藏富于民的核心思想，利用股市来使中小投资者的财产得到保值增值。为了达到藏富于民的目标，美国以宪法而非一般的联邦法赋予证监会执法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中小股民，它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执法权力几乎是无限制的。为了达到保护股市、保护中小股民的目的，美国的证券法几乎达到了苛刻的地步，其中有一条叫辨方举证，。什么叫做辨方举证？人是假设无罪的，除非你证明他有罪，这成为了任何一个国家刑法判案的标准，这是中国所理解的法学常识，但是美国证券交易法是不一样的，当证监会监控到你有操纵股市的嫌疑后，就向你发传票，你除非证明你清白，不然就是有罪，你如何证明？
另一个案例是《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上世纪90年代，美国爆发安然丑闻，因财务造假而宣告破产，成为美国当时最大的破产案。加上其后的世界通信公司会计丑闻事件，彻底打击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美国《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紧急出台，该法第一句话即为：“遵守证券法律以提高公司披露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保护投资者及其他目的。”美国总统布S称该法案是“罗斯福时代以来，有关美国商业实践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美国上市企业也抱怨，严苛的财务管理制度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美国股市的健康发展.。
对中国企业来说，现在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法律，只有使用这样的法律才能重塑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才能构建健康的股市。这样才不会出现琼民源、蓝田股份、科龙电器等一批又一批的财务造假企业，也不会有这样大胆的房地产企业。
很多人说股市是有风险的。短期有可能有，但长期看，股票市场如果不能保证中小股民赚钱，这个股市就没有存在的意义。美国的股市从1930年－1980年50年间，股民每一年平均拿回8.3％的回报率，这就是股票市场给中小股民的财富，象这种股市才有存在的价值。美国每一个老百姓退休金都放在股票市场里面，为什么敢把退休金放在股票市场？因为有ZF在，有美国ZF的信用来保证中小股民可以赚到钱。
今天中国的股市,社保基金竟然也可以入市！中国社保基金入市，必将摧毁百姓的财富，退休之后将无钱可退！！
现在，ZF为了吸引国外机构投资人，出台了QFII，今年已经全面展开，股指期权也是箭在弦上。你认为他们是做长期投资的，所以现在把他们引进中国，可是这是美国ZF长期严加监管的结果，让你不敢操纵股价，操控房地产市场，监管才是这一切的根本。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把他们引进来，那就是更可怕的庄家，到了中国就可以呼风唤雨，操纵股价，是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金融市场！！看看今天的股指就是明证！！
只有强有力懂得游戏规则的中央ZF，只有完善严刑峻法来监管市场的ZF，只有以民为本实行藏富于民政策的ZF，才能保证中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地发展。
（注：本篇中部分例证引用
2006-12-12 11:31:53
第三篇 国企、教育、医疗改革成为政府甩包袱的试验场
引子：
在90年代后期，中央政府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财政支付危机，加快了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改革，其核心内容都是政府“甩包袱”，所有社保问题的负担重心，逐渐转移到老百姓身上。
一、国企改革，既得利益集团在国退民进中狂欢
在90年代后期，对于已经不可收拾的国企，政府采取中小企放手私有化、大型国企保持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政策主张，但反对把国企完全私有化，而主张保留国家（官僚）资本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伴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个的利益集团，他们或直接掌权，制定有利于他们的政策，或是利用自已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游说决策者左右经济政策。这次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再一次成为利益集团的盛晏。某些无良知的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攫取国有资产发明了一个个理论，为利益集团的肮赃交易披上漂亮的外衣。国有资产就在国退民进的环境中迅速流失。
按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国企做不好是因为体制不好，要想做得好就必须MBO，就把国有资产归为已有。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全部的推向社会，由社会大众负担。更有甚者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成为了劳模，还在台上来大谈产权改革经验！！
二、 没有配套措施的教育、医疗市场化改革
与国企抓大放小改革同时进行的是教育、医疗市场化改革。何谓市场化？市场化就是通过价格机能，使得供需平衡。教育本身就是精英取向的供需不平衡的制度，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教育制度里面来搞供需平衡的结果就是你要花更高的学费才能进大学。结果就是没有钱的贫穷家庭的子弟，再也念不起书了！无论你多么的优秀，你无法进入大学。这就剥夺了农家子弟几乎是唯一的翻身机会。
医疗市场化的结果是你去医院看病时，医院先让你交保证金，没有保证金一切免谈。随着医疗市场的放开，很多民营企业家打着医改市场化的招牌赚大钱，而成本却由社会上的病人来承担，这难道不是改革利益归于少数人，而改革成本由社会大众承担的错误改革？虽然我们的政府也在努力不停的调低药价，但为什么药价总降不下来，越调病人越看不起病呢？在一个没有法治化建设的国家里，在没有法治化的游戏规划之下，你控制不住收费的标准，尤其是控制不住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
配套的制度和措施是教育、医疗改革的先决条件。我们没有这种配套措施，就随便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教育、医疗改革。
美国的大学教育收费也很高，但那是对于有钱人。但当你的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时候，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学生贷款，还有学校和美国政府提供的面很广的奖学金！学生可以大学毕业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还给美国政府。
台湾在要经济起飞之际，ＧＤＰ的１２％到２２％都投入了教育，而中国大陆现在的教育投入始终没有超出ＧＤＰ的３％！有人会以为台湾今日在科技上成就源自美国的帮助和昔日从大陆运去的黄金，其实那些都是次因，主因还是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华民族要想复兴，不是说收复了台湾便可以复兴了，除了那些丧失理性的民族主义者会相信这种谎言外，理性者都清楚的一点是任何国家要强盛靠的只能是教育！
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国的教育经费占政府预算在94年降到了2%以下，在世界151个国家中，名列第149位。全国仍有1／4的县没有普及小学教育，中学升学率只有10%。全国平均中学升学率只有44%，也就是说，全国有56%的孩子没有读到中学。全国大学升学率不到2%。
当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把教育当做商品投入市场竞争；把受教育者当做榨取暴利的对象！无独有隅，中国开了先河！教育已成中国人不折不扣的国耻！
不知道中国人有多少人知道《马燕日记》。马燕其实只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名小女孩，然而她的《马燕日记》却轰动了整个世界。她在日记本上写道：“今年我上不起学了，我回来种田，供养弟弟上学，我一想起校园的欢笑声，就像在学校读书一样。我多么想读书啊！可是我家没钱。”马燕的日记是被法国解放日报记者发现的，并在报上连载，反响强烈。她的日记已被译成法、英、德、意多种文字，欧洲人被感动得纷纷写信慰问、捐款。后来，马燕及当地60个孩子因外国人的关心而能上学了，马燕成为她村中第一个女初中生。
看到“马燕日记”事件时，作为中国人，我为这个国家而感到羞耻！翻开报纸，打开电视，眼前是一片繁荣，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但是为何还有那么多适龄儿童没有学校可上？！以今天的中国国力难道不能使中国的每个孩子有学可上？!难道盖不起小学校，使每个孩子都有课桌、有免费书本吗？!
2003年9月9日至21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而且政府的教育经费预算只占实际支出之教育总经费的 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随后她公布的材料显示中国的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李昌平的话便可最好的证明上面的数据，在一次访谈中，他说现在农村教育的情况有的比二十多年前还不如！他自己是70年代后期上的中学，当时贫下中农管学校，收费很低，一年只收两块钱，虽然农民很穷，还能供孩子念书。当
不仅是教育经费的问题，教育政策也大有问题。一个是过度发展高等教育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而另一方面社会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政策上又不重视不扶持。另一个问题：大陆教育经费本来不多，但政府将数百亿教育经费投放到少数名牌大学，而更需要投入的基础教育却资金严重匮乏。政府搞了祸国殃民的教育产业化以后，广大贫困农民，中下层人民的孩子相当于被卡在教育门槛之外了，因为他们根本交不起学费！从１９９４年，中国的高校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叫贫困生群体。我这里有两组数据，一个是新华社２００１年１月８日发布的对北J１４所高校的调查，那上面公布说，贫困生占１４所高校的２５％。但是北J青年报差不多同时发布的一个调查，说高达３０％多。这是中央一级的院校，农村来的贫困生孩子应该少一些，大城市的生源多一些。那么省市底下的院校贫困生就更多一些。中国的普通民众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苦不堪言。有人根据数据加以对比，说中国今天的普通高等教育的收费相当于民国30年代的贵族学校，在国民党时代、北洋军阀时代师范院校都是不收费的。那时候很多贫困人家的子弟想要读书都只能读师范院校，例如毛泽东，就是因为师范院校不收费。但是现在师范院校也收费了。何清涟曾到湖南的常德师范大学讲课，说到收费问题，学生们就哭起来了。最后她调查了一下，他们那儿一年收费是3800元，很多常德那个地方很多农民的家庭年收入是1200块钱。所以要拿出3800元来供一个孩子读书，根本是不可能的。她问他们的校长，怎么对待这些学生，他说：“我们采取了一个优惠政策，可以允许他们读一年以后，休学然后去做工，然后再来读。”何清涟说，我国现在是劳动力严重过剩，连政府下岗的都找不到工作，他们又怎么能够找到工作呢？所以这个优惠政策等于没有。
即使农村孩子想光着脚丫上学，政府也没有提供免费的学校和课本。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政策关系到中国的百年国运，现在的教育政策的影响，决非短时间内可以看出来。
教Y部，你有何颜面面对全国人民！2006-12-15 11:32:11
第四篇 应该提到政治高度来认识的三农问题
引子：
许多人认为农民贫困就是因为他们素质低、没文化、自然环境条件差等。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象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其实，农民贫困的原因并不那样简单，在很大的程度上，贫困源于农民没有权利，源于主流社会不合理的制度设计。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在贵州考察时发现一个现象：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一、三农问题有多严重
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要超过了我们口头上的重要性。近30年的改革，前10多年农村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农民是改革的最早收益者之一，但农村在90年代以后的发展缓慢了，在有些地方就是停滞了甚至是倒退。农业设施，土地，农民的收入，农民的保障，农村的卫生等在90年代后一直在被透支着。农民看病难，看不起病，没有地方看病，农村面临着清洁水资源的短缺和污染。固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但不能就此让他们无依无靠。中国经济需要可持续发展。我们一直说要扩大内需，采取的往往是增大基础建设投资，或者说增加公务员工资……，而恰恰忽视了改善农民工的权益。粮价基本没有变化，生产资料在上涨，在农民支出比例中占最多的教育和医疗费用一直在增加，而收入增加有限，他们有比富有人群更多的内需却没有购买能力。据资料显示，许多农村高利贷非常的盛行，而高利贷里面真正用于再生产的只有百分之十一，百分之八十九的钱呢都是用于消费，比如说付学费吃饭医疗等。只有百分之十一到十三用于再生产，这种现象跟国民政府的未期差不多，农村的破败已经到了不可能不重视的地步。
二、源于90年代后期的地方政府经营城市运动，使农民成为这场房地产盛晏的最大输家
在这场房地产盛晏中，中国农民的身影仅仅只是在被人雇佣彻夜排队领号的时候才出现过，他们似乎只是一个局外人。由于中国现行的土地法律，中国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所丧失的土地利益相当巨大。地方政府以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然后以几倍甚至十数倍的价格转手，而这些利益大多被注入了中国农民无权享用的城市基础建设中，或者被腐败官员中饱私囊。统计表明，1980年代至2004年，农民承包地被征用总数达到9800万亩。保守的计算，如果每亩地农民丧失财富5万元，那么农民这20多年在土地上丧失的利益就达到5万亿之巨。与这个数字相比，1949－1978三十年间农民由于价格“剪刀差”所失去的7800亿元，就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近年来由于土地问题导致的农民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
三、主流社会的制度设计不合理是造就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
1、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制度是造成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
理解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理解中国的权力。中国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占有的政治权力越大，控制的经济资源也就越大，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无疑，中国农民处于这种分配体制的边缘之边缘。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农民不仅受到力量强大的城市利益集团的排斥，也同时受到深入农村的行政体系的剥夺。中国农民人口虽然数量庞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们很难凝聚成有力的压力集团。这决定了，一旦遇到经济紧缩，中国农民将成为最早和最大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实际上是测试中国经济景气程度最灵敏的指标。因为，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会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种分配压力转嫁给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和农村。中国农民一直是中国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种被动的承担并非是由于他们的愚钝，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远离权力中心。这种困境的最新一个例证是，作为中国最弱势的产业，农业却在“入世”谈判中作出了高于许多国家的开放承诺。
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的显著恶化反映的其实就是中国城市经济的危机，它只是城市经济不景气的一个结果，而决不是原因。这种转嫁，通常通过两种途径来释放，一种是城市对农民进城的制度性排拒，另一种则是通过农村基层官员传递的行政权力体系的分配压力。在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乡官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农民问题的危险性、不断呼吁舒缓农民困苦的同时，农民问题却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盘据在城市的权力资本或许会对城市贫困阶级的诉求作出妥协，但很难对农民的利益作出理性的回应。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通过中国农民日益严峻的生存困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判断，中国的危机已经开始，它正在以一种被有意遮蔽的形式向中国的城市加速蔓延，而我们中的多数人还在伟大复兴的梦中。
随着权力资本的日长夜大，以及权力资本所支配的掠夺体制的高速运转，与农民同时被抛入困境的是中国的城市贫困阶层。一般的估计，中国的城市失业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走进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人们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成员在遭遇失业的困扰，已经有很多家庭出现了老人们用退休金供养下一代的反常情形。
2、 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例如，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
四、粮食由谁来制造
90年代后期的地方政府经营城市运动以及招商引资、兴办开发区热，使农业用地急剧减少，中国近几年每年因此要损失耕地近二、三千万亩。C 国现在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近几年中国已经从粮食出口国转为了粮食净进口国，每年粮食产量和需求量的缺口是几千万吨。在今天的市场结构中，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低廉产品的供应商。中国服务于美国的供给是没有弹性的。而美国自始至终掌握着全球粮食供给的大权。现在粮油方面的通货膨胀的前奏已牵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目光。中国钢铁、水泥产量“勇”夺全球第一。现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的投资增长居高不下。远比中国土地丰富的阿根廷曾经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我不禁要问：在中国制造出大量钢铁、水泥的时候，中国的粮食谁来制造?如果出现1960年那样的自然灾害或者外部环境有不利的变动，抑或两者同时出现，那么谁来养活中国人民！？
五、农村土地私有化只会将三农问题拖入无底深渊
04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50年就是两代人，先出生的人把土地都承包光了，政府也不给第二代、第三代人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让他们如何生存？
农村土地私有化，美其名是可以形成土地兼并，可以增加经营效率，这是重倒每一个朝代的覆辙，每一个朝代的经济措施都是同样的建议土地要兼并。企业家是中国这个社会极为紧缺的资源，当你把农民土地买断后，确实可以提高效率。但是除了农民企业家象刘永好等少数外，农民拿到一大笔钱可以成功的概率接近于零。接下来他们的钱要么是花光了，要么就是在投资中被骗。以前还有赖以生存的土地，现在连土地也被兼并了，他的钱也被骗光了或投资失败了，出路在哪里？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中国自古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7、8成。让我们看看中国秦、汉以来两千年的中国历史，结论是，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中国发生天下大乱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无业可就，从而揭竿而起。
所以，三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第五篇 外贸，世界工厂是荣耀还是应该悲哀
引子：
“一只猪和一只母鸡合资开餐馆，鸡用自己下的蛋出资，猪用自己的肉出资，当猪肉割完后，合资还进行得下去吗？”
一、 中国成了世界工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持续高速增长，1978至200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54.9倍，年均增长16.74%，远远超过同期GDP年均增长幅度。2005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四年，这几年中国进出口增长幅度每年都达30％以上。中国2005年全年实现贸易顺差1018.8亿美元，顺差额为2004年全年319.8亿美元的3倍多。今年1－10月，中国累计实现贸易顺差1000多亿美元。如此巨大的顺差无疑将再次加大RMB的升值压力。与出口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出口产品逐渐占领全球，特别是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市场。据说在许多欧美超市里中国的日用品随处可见，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中国为世界的制造中心，或者说是世界工厂的概念。
二、 外贸出口大多是外资企业的出口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国家，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上制造业资本大举迁往中国。中国对外出口增长是有目共睹的，但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增长。如2004年，天J的314家外资企业出口总量为99.4亿美元，占天J出口总量的99.1%。而103家内资出口企业总计出口234万美元，占有量不到1%。
三、 市场并没有换来技术和管理
在中国开放历史中，引进先进管理与技术，一直就是中国开放政策最核心的理由之一。但在经过了将近30年的开放之后，中国企业除了被固定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之外，似乎并没有学到多少先进的管理和技术。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允许另外一种外国直接投资模式出现：即从中外合资转向外国独资。现在，外商独资企业占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65%，而且它们主导了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与合资企业相比，独资企业更不愿意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为了占据中国市场的更大份额，它们极力对自己的技术保密。一个众所周知的案例是美国的可口和百事可乐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仅仅是美国本部的装配厂，可乐的压缩原液都是从美国本部运来的，你永远没法掌握他的配方。
不容否认，中国企业能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并不多，在整个制造业的产业链中，中国大部分企业还处于下游，企业自身成长的条件很脆弱。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指出，过去我国“拿市场换技术”的做法被证明是失败的，市场是被拿去了，但没换回技术。国内的企业只有掌握产业发展中的核心技术，才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控制产业链中的分工和利润分配，有更大的自主权决定产品推出和淘汰的时间表，获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
就目前而言，外资是拉动中国GDP高速成长、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当跨国公司在最优惠开放政策吸引下大举进入我国垄断性领域的同时，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仍然被捆着手脚，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这样的“不平等”竞争如果再持续10年20年，岂不就重蹈了拉美国家的覆辙？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2006-12-25 15:49:46
四、 利润的离岸化
美国《华尔街日报》下面这段报道，再形象不过地提示了外商在华投资的另一面，其特征便是利润的离岸化。“Wanda无线鼠标是罗技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在这一价格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进入Wanda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负责营销的公司在加州弗里蒙特，这里450名员工的薪水加在一起比苏州装配厂4000名中国工人的薪水总和还要高出很多。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国家对外开放市场，国际垄断资本高度控制受资国的经济，并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国际垄断资本把大量利润带回母国，导致受资国经济剩余所剩无几，从而出现受资国“增长而不发展”的怪现象，这便是“拉美现象”。
有数据表明，外企在中国平均亏损达51％－55％，年亏损金额逾1200亿元。对此，国家税务局官员认为，亏损企业2/3属于非经营性的原因，意在避税。保守估计，中国一年流失的外资企业税收已达300亿元。外资企业账面亏损目的就在于避税。目前外企避税主要有6大形式：购销两头在外，通过“高进低出”将利润转移到境外；虚增投入固定资产设备价值提前收回部分投资额，且虚报企业年度折旧费用，使企业迟迟未能进入获利年度；以支付专利、专有技术、商标、商誉等特许权使用费、销售佣金、回扣等形式将利润汇出境外；集团内部实行上、中、下游产品的多环节提取支付特许权使用费；以支付网络维护、广告、咨询等劳务费用转移利润；利用资本弱化，通过关联企业资金融通提供贷款支付利息或不收取利息等形式转移企业利润。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低价上。然而，在过去近30年的发展中，我们根本没有考虑我们的环境成本，透支了中国的环境成本换取了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我们的出口为什么低价的一个原因，企业不用考虑环保、不要考虑农民工的各种社会保障，也不用考虑农民工的健康。 2001-2005年，中国发生数以千计的矿难，伤亡人数数以万计。中国的GDP是建立在巨大的能源和资源消耗上，是建立在廉价的能源和资源基础上，而这又是建立在大量的工人的鲜血和低工资上，他们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住房公积金，他们死亡的代价往往仅仅是几万元的补偿而已。
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实际上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外贸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FDI的另外一面。
而一旦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那么除了土地和工人，中国还能剩下什么？！
五、 新八国联国入侵中国
外资的大规模进入，使以加工贸易和简单生产装配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发展，中国的装备工业及其研发能力，逐渐被边缘化或者被摧毁。外资大量进入，还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资产的拥有和控制。由中国并购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产业地图》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的三资企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更为严重的是，除工业领域外，外资对我国流通渠道的控制也呈加速趋势。从发展趋势上看，外国零售企业已经从进入期转向全面、快速的扩张期，无论是实际开店数目，还是计划开店数目都大大快于中国商业流通企业，并且单店规模也远大于中国企业。在流通渠道中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80%以上，拥有绝对优势。中国零售企业只能在中低端市场经营，而高端市场已经失守。随着外资从高端市场向下延伸，民族零售企业在中低端市场也将面临逐渐萎缩的危险。这难道不是经济上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吗？？
21世纪是物流的时代，没有物流将无物可流！！流通渠道的丧失必然导致对产业控制权的丧失。可以说，谁掌握了流通渠道，谁就掌握了工业命脉。如果放任外资企业占据我国流通产业的主导地位，控制我国的流通渠道，中国的企业将沦为国外流通企业贴牌产品的加工车间。
拉动中国经济这架高速列车的有三匹马，一是内需（现在已死）；一是以房地产投资为主的投资，这支引擎的作用在渐渐减弱；最后是外贸。中国进出口额现在占GDP比重已经达到70％多（世界各主要大国一般在约20％左右以内）。这么高的比重暗示着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极高，外部环境一旦有变，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匹马必将失去前蹄，中国经济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六、敢问路在何方
只有降低对于外国资本的依赖比重，建立以“内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才能使国家与民族经济长足发展，也才能防范可能发生的经济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在某种产业技术更新换代时，国内企业便有机会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例如移动通信的3G。政府应该下大决心调整产业政策，尽量保护本土产业。对于中国已经取得了制造规模优势并形成了配套产品布局的产业，比如电子产品领域，国内企业不能只停留在购买国外技术上，有能力的企业应选择若干关键的技术进行突破，进而建立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这才是发展民族产业的王道！！2006-12-28 13:47:50
第六篇 金融改革，“宁赠友邦，勿予家奴”
引子：
1994年至1995年，金融危机席卷了委内瑞拉、巴西和墨西哥等拉美诸国；1997年，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亚洲国家爆发了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拖欠债务引发金融震荡，影响波及到遥远的巴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战争、洪水、疾病等传统灾害正受到更多的控制，而金融危机却仍然在威胁着我们的生活。
一、银行成了地方政府政绩工程和国企脱困的提款机
1997年15大以后，朱XX当选为新一届政府总理，朱XX主政后提出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的四字方针，力争三年扭转国企困境，当时国企最大的困境就是资金匮乏、没有盈利能力。为了扭转困局，中央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让国企上市筹集资金。除此之外的另一个渠道就是通过银行获得贷款，解决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银行给企业的贷款中绝大多数贷给了国有企业。90年代中后期以后银行贷款应有5成以上贷给地方政府进行经营城市运动、大造政绩工程。据资料显示银行70％的贷款是政府的贷款，另外30％贷款中的多数都给了国营企业支持脱困。这就是中国金融的二元化结构。当央行上调利率27个基点后根本达不到抑制投资冲动的目标，为什么？如果你是政府官员，央行上调利率27个基点后你会不会停止贷款？但真正受到冲击是民营企业和私营工商户，他们从银行贷不到款，多数从地下渠道贷款，虽然官方上调27个基点，但地下钱庄可能已经上调了27个基点的几倍了，因为他把未来央行调息的预期也加进去了！
二、房地产业绑架了银行
1998年，受困于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萧条，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拉动内需的政策。作为一个重要的配套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在当年四月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和消费的通知》；次年二月，中国人民银行又接着发布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并明确指出，推动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意义在于“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生产”。此时，中央政府将房地产作为拉动内需的一个重要手段的政策意图已经相当明显。有心人应该记得92年宏观调控的重点就是以海南为首的房地产投资过热，时隔五年，中央再次把房地产作为重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可说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后中国政府不得已而为之。当年朱XX做出这一决策时估计应没有想到，此后的数年房地产业的发展虽然达到了拉动内需的目的，但却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为以后的可能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屹今，中国房地产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已经相当之高。根据央行《中国房地产发展与金融支持》报告，中国房地产信贷在整体信贷中的比例由2000年的6％急剧提升到2003年的21％。在2004年，这个比例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在上海，2004年全部新增贷款中，有将近80％投入了房地产。房地产贷款中所潜伏着的金融风险可能要比数据显示以及人们所想象的大得多。如此高的贷款集中度，一旦行业趋势逆转，必然会给中国脆弱的金融系统带来灾难性的冲击。但实际上，房地产贷款中中长期贷款比例相当之高, 而这些贷款的风险绝非短期可以看出。
我们下面转个网易商业报道的文章中的虚拟案例：
“年初我通过银行按揭贷款以10万元的首付在上海购买了一套价值50万的房子，一个月后我通过中介挂牌100万出售（有人问这么高的价你卖得出去吗？嘿，不瞒您说，我本来就没想卖！），2个月后我再借款20万元首付银行，通过朋友用按揭贷款以100万的价格自己买回了这套房子，还掉20万元借款和40万元的贷款后实际从银行套现40万元。随后我以这40万元作本金通过按揭贷款购买了4套50万的房子，2个月后以同样手法从银行套现120万元。我再以这120万作为首付，按揭贷款购买了12套50万的房屋，2个月后再以同样手法从银行兑现360万元。这时房价上涨厉害，炒房者太多，50万的房子已经买不到了，我只得以360万作为首付，按揭贷款购买了28套价值100万的房子，2个月后我再以同样手法以200万的价格买回了这些房屋，这次从银行套现1680万。我再以这1680万作为首付按揭贷款购买了84套100万的房屋，2个月后再次以200万的价格买回从银行套现5040万。这时我已具有了一定的资金实力和人脉关系，人也更加老练了，我自认为房地产的泡沫实际已经很高了，为了抓紧最后暴富的机会，我以同样手法又快速操作了三次，这时我手中已经拥有13个多亿的存款和3000多套房屋。从而在一年的时间内成为了亿万富翁，过起了富足的生活，刚毕业时的穷贫潦倒已如过眼烟云，自己也觉得仿佛生活在梦中。“那3000多套房子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去管它了，已委托中介所全权处理（当然房价比200万已略微上涨），能卖掉当然最好，卖不掉就抵押给银行吧。如果您想要，我可以打几折出售，一切事情都好商量。”
上面的案例虽然是虚拟的，但是实际生活中的房地产公司，实际上许多都在按照这样的方法再干这种事。正是源于此，所以中央政府在历次调整房地产的政策取向上都是小心翼翼，而且是调整的重心多落在买方而不是卖方，由此可见中央投鼠忌器的迟疑。
三、实实在在的困境
按照官方的估计，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达到百分之二十六，但这个比例却遭到中国民间与国际机构的一致怀疑。一般估计，这一比例已经达到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左右，在全球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中很可能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时的情况。中国国有银行问题的严重程度，恐怕已经远远超出最高官员的估计，这种猜测正在越来越多的银行腐败案件中得到证实。一个流传颇广的例子有助于外界了解国有银行的真相：一位五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到国内一家市级银行调查，他目睹的两件事让他难以置信：一是这位银行行长的办公室“大得可以打篮球”；二是办公桌上最高档的电脑上竟然有厚厚一层灰。对此，这位高级合伙人的评价是：这种银行居然还能存在，真是金融界的耻辱！
四、境外上市，“宁赠友邦，勿予家奴”，困境中求突破
在资金充足率上，为了保证银行具有抵御风险的清偿能力，《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当在8%以上。资产充足率是指银行的自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世界十大银行在1999年的资本充足率为11.5%，其中花旗和美洲两大巨头都达到12%以上，而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极低，据资料显示前几年只有4%左右。
按照中国的入世承诺，06年12月中国的金融业将对外开放，那时中国的银行业将真正的在本土上面对世界列强的银行。如此低的资本充足率，意味着银行抵御风险的清偿能力极差。在经过多年令人绝望的尝试之后，注资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并实现海外上市，似乎已经成为中国银行改革剩下的最后选择。因此从02年起国家开始大笔注资国有银行，但财政上又拿不出这么多钱，后来由财政部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由四大国有银行购买，然后由财政部将每家买多少就注资多少。这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资产和所有者权益确实都增加了一大块。后来是剥离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AMC），共发行1万4千亿元债券，由人民银行担保，换来各家银行相应的不良资产。然后是05年央行用外汇储备给银行注资。拿出450亿美元一举将中行、建行变为自己间接控股的银行。外汇储备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人民银行用人民币买卖外汇（主要是美元）的差额，有一亿美元储备，人民银行就放出了8亿多元基础人民币到流通领域，因此用外汇储备给银行注资，实际上也是人民银行多印钞票。只是到手的美元多是买美国国债，支持联邦政府运转去了。注资过程中中行和建行是用原有的资本全部用于冲销坏帐，人民银行再用外汇储备注资，结果本来是财政部代表国家持有两行的资本，全变成了财政部一股不持，资产管理公司汇金（央行说汇金是按照现代公司体制成立的公司，实际上汇金只是个央行控制下的皮包公司，没有人员编制，没有注册资金，没有公司章程等等），实际上汇金持有绝大部分股份，得以派出大部分董事。所以说，理论上纯粹的国有是不存在的，它已异化为由某个集团或某个部门所有。另外，国家财政部从二００一年五月至06年三月底，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注资十五次，共三万四千七百亿元，最近二次：06年四月初注资中国银行一千三百七十亿元；五月初，注资中国工商银行八百五十亿元。
经过注资以后，不管实际盈利能力如何，至少帐面上做的好看了，于是中国国有银行从05年开始争先恐后地抢在06年12月前引进战略投资者，并抢搭海外上市的班车。其狂热劲头颇似上个世纪的大跃进运动。美国银行（BOA）以二十五亿美元投资中国建设银行，在这个商业谈判中，中国建设银行被折价成总资本二百八十七亿美元，不及政府几年来剥离坏帐的资本。如此贱卖的原因就是希望让美国银行进入中国国有银行，尽量争取以最快的时间到海外上市募集资本。
中央这样做隐含了一个假设：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本民族的资源(无论是政治资源，经济资源，还是文化资源)来改革中国的国有银行，而必须借助于超越于我们民族的全球化资本力量。而这可能非常接近于真实情况。这正是中国金融以及中国全部改革的最大困局所在。2007-1-4 12:37:44
五、国家注资银行是治表不治本
1、程序上是否合法
在中国财政部和央行的历次注资中，有一些是经过全国人大等权力机关审议的结果，然而还有一些并没有经过全国人大等相关国家机关的审议和批准。如：2004年初，央行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直接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财政收入的所有者是政府，由于它的“公共性质”,尚且需要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讨论、审议、批准和监督；属于人民币持有者的中国公民的国家外汇储备，当它的一部分将不是用于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和稳定汇率，而是用于到两家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和机制的原因产生的“实质性亏损”的时候，为何就不走正常的决定的程序呢？一个立志走向法制的国家政府，一个立志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对于一个重大的政策与管制行为必须有规则上的约束，要公开化，要获得各种社会不同参与者的共同监督。因此这次注资不单单是金融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宏观管制政策和政府治理的大问题。
2、输血只能维持贫血病人的生命，不把造血功能治好，再输多少血也是浪费
04年12月4号，新浪网有一个调查，问题是，“你认为，上市是四大银行的救命稻草吗”？网民中7.4%的认为是，8.3%的认为说不好，84%的认为不是，是治标不治本。
当政府对银行的认识上和管理理念上没有根本的转变，当银行业中充斥着惟上行事的官僚队伍，当银行不是一个享受着自由、法制、竞争精神的企业，当银行业不是一个充斥着不断创新精神的银行家的群体所构成，银行注了资，上了市，也不可能“办成真正的银行”，也不可能长远解决银行业的巨额呆坏帐问题！！
3、银行危机在向货币危机转化
05年央行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后来又向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等陆续注资1000多亿美元，这对应于央行的RMB约1万多亿，这1万多亿是基础货币，投入市场后由于货币的乘数效应，将会倍增，最终流通领域将会出现几万亿的RMB，这几万亿RMB是脱离了经济发展，脱离了商品基础的，因此，对中国的货币体系的稳定是一个大的威胁，必将带来通货膨涨。
六、对于“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反思
对于大跃进似的国有银行海外上市，中央的解释主要是以下以点：
1、“海外投资者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先进的金融技术和产品”
这个理由其实相当苍白。在中国开放历史中，引进先进管理与技术，一直就是中国开放政策最核心的理由之一（见前面的外贸篇）。但在经过了将近30年的开放之后，中国企业除了被固定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之外，似乎并没有学到多少先进的管理和技术。
2、“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完全是与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息息相关的，是社会结构在公司内部的一种文化缩影。中国不改善国内的社会、政治体制，不改变社会人文精神，没有完善的严刑峻法，而妄想着引入几个外部投资者，便企图在中国金融企业中开创良性的公司治理。这可能吗？
3、“引进战略投资者可以带来新的信用文化”
事实上，究竟是外资银行的信用文化改变中国银行的行为，还是中国的商业环境同化外资银行的行为，还远远是一个不确定的结论。举个例子：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做的比较好，那是因为在纽约借款人都想还钱。只所以想还钱，是因为美国有严刑峻法可以保护债权人。银行坏账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问题。银行经营的好坏和经济素质以及法治化建设有关。绝对不可能在一个经济素质极差，大家都不想还钱，而法治无法保护债权人的情况下，单独要求银行没有坏帐。花旗银行、渣打银行放到十年前的中国，它到现在应该也至少是30％的坏账。
七、金融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命脉不得不察
2005年6月24日，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报价后的第一天，美国国会能源商业委员会主席Joe Barton和Ralph Hall致信布什，表示了对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担忧，称其对美国能源和安全构成“明显威胁”，要求政府确保美国能源资产不出售给中国。当日，共有41名国会议员向布什总统递交了公开信，要求政府对中海油的并购计划严格审查。随着时间的推移，向白宫写信“反映问题”的议员不断增加，据统计，前后共有64个国会议员参与到这场反对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游说行列中来。7月30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能源法案新增条款，要求政府在120天内对中国的能源状况进行研究，研究报告出台21天后，才能够决定是否批准中海油对优尼科的收购。这一法案的通过基本排除了中海油竞购成功的可能。最后中海油不得不放弃收购。联想收购IBM 笔记本产品线也遭遇美国的安全调查，但最终收购成功。
虽然美国针对这两起收购案调查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由于国家安全的原因，但毫无疑问，这种随时维护国家安全的理念却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银行是国家经济的血管，事关国家经济命脉。中国银行业以极低的价格被跨国金融集团掌控。中国的经济命脉将可能被外国人掌握，中国将有可能在经济上被殖民化、拉美化！由于中国的资源远没有拉美国家丰富，中国拉美化的结果必然是更大范围和规模的动荡。
金融作为一种工具，具有极强的财富分配功能。另一方面，如果跨国巨头掌握了市场占有率极高的国有银行，有着顽强储蓄习惯因而储蓄也就特别丰富的中国，就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金配置的一个抽水机。这就好像中国城市对中国农村的抽取一样。如此，中国就可能成为全球中的凋敝乡村。
八、金融危机并非危言耸听
对于中国的金融系统而言，由于一直是高度的国有银行的体制，国家在充当着实际的担保人角色，银行的风险往往是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同时也是国家的整体性风险，具有全局性。金融危机系统性风险爆发之时，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的爆发马上就会接踵而至。金融危机与其他危机爆发不同的地方是具有隐蔽性，但是威力大。隐蔽性是因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往往是经济领域的某一局部的问题，待到局部问题暴露出来之后，金融系统实际上已经身陷其中了。金融系统的风险爆发往往有其规律性，第一个阶段一般是经济持续性的过热；第二个阶段是局部经济的泡沫现象开始出现，这个过程也伴随着金融系统的深度介入；第三个阶段是系统风险开始显现，国家或者金融机构开始准备刹车，但是同时也是风险集中爆发的时期。考察中国的目前经济状况，应当说已经进入了风险爆发的第三个阶段，其引发的导火索就是房地产领域的问题。要解决房地产价格上扬的根本性措施就必须要控制银行资金的深度介入。
看看严重金融危机后社会可能是什么样子：在墨西哥，中产阶级储户为了提取他们一生的积蓄，徒劳地敲打着银行的大门；在印尼，店主们在雅加达街头的暴乱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韩国和日本，兢兢业业的员工被失业的威胁压弯了腰，关于自杀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在阿根廷，饥饿的市民被迫以抛尸街头的死马为食！2007-1-9 11:50:45
第七篇 汇改，一个难以突破的困局
引子：
1992年，在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对面，蜇伏着一群能量巨大却鲜为人知的金融投机家，他们来自一种叫做对冲基金的金融投资机构。一位天才的基金经理加上几个聪明的分析师就足以指挥一只数亿美元的基金，如果再加上几位优秀的交易员，这只基金就几乎可以制造任何风浪了。1992年，英国金融监管者在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对冲基金能量的时候，世界上最强大的宏观对冲基金在犹太人乔治•索罗斯的率领下，与英国政府展开一场面对面的决斗。对决的结果是英国政府一败涂地，索罗斯的对冲基金获利十几亿美元。
一、汇率的经济学概念
由于汇改本来就是个复杂的问题，所以本篇会涉及到比较多的金融知识，由于许多朋友可能不了解汇率这一概念，所以我们先从汇率的经济学概念谈起，以此作为铺垫。
汇率简单来说，其实是外汇市场上一种货币买卖另一种货币的相对价格。目前除了央行之外，各个商业银行之间存在一个外汇交易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各商业银行按照一定的牌价调配参与外贸活动的各个企业对外汇的供给和需求。有两类企业要卖出美元∶一类是外国来华投资的企业，它们把美元换成RMB，然后购买中国的生产要素等；另一类是中国的出口企业，在正常情况下，它们把商品卖到国外，收回美元，再把美元换成RMB（由中国的结汇制度决定的）。有两类企业要买入美元∶一类是中国的进口企业，它们用RMB兑换美元，用美元购买外国商品，供应到国内；另一类是中国到外国投资的企业，它们用RMB换美元，用美元到国外去购买生产要素。所以，在外汇市场上，对RMB的需求源于外国对中国商品和生产要素的需求，这种需求同时也表现为美元的供给。对美元的需求源于中国对外国商品和生产要素的需求，这种需求同时也表现为RMB的供给。简单来讲可以把货币看成外汇市场上的商品。RMB兑美元的汇率就由这两对需求和供给来决定。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廉价商品出口到国外，也就是说对于RMB的需求会大于对美元的需求。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央行不加干预实行自由浮动汇率，结果RMB必然升值。在RMB升值之后，中国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相对提高，进而会遏制外国对中国的投资和商品需求，增加中国对外国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本国的产业升级，恢复中外投资和贸易的平衡，形成均衡汇率。当今世界上，英、法、美、德、加、澳等国都是实行的自由浮动汇率。均衡的汇率不仅保证了两国投资和贸易额的平衡，还有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二、央行强行干预外汇市场，制造了投机者投机的机会
国际投机热钱的目的就是赚钱。在外汇市场上投机资金赚钱的方法是寻找当前汇率与未来汇率的差价。在投机者大量存在的外汇市场上，任何偏离市场均衡的汇率都会很快被投机活动抹平。另一方面，如果某个投机者要在均衡汇率下制造价格波动的话，其它大部分投机者会利用他制造出的差价，进行反向交易，把他的资金吸干。
近几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中国外贸顺差急飓增加，中国2005年全年实现贸易顺差1018.8亿美元，顺差额为2004年全年319.8亿美元的3倍多。06年，中国累计实现贸易顺差1900多亿美元。其中的多数顺差产生与欧美特别是美国的贸易中，中国对东南亚和J国是净逆差。如此巨大的顺差无疑将加大RMB的升值压力。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外汇储备的惊人增长：中国1991年外汇储备184亿美元，1992年外汇储备212亿美元，而 2001年∶2100亿美元，2002年∶2900亿美元，2003年∶4000亿美元，2004年∶6100亿美元，2005年∶8000亿美元，06年已突破万亿。
然而我们的中国政府强制不想让RMB升值，按现在的中国外汇管理制度，央行把出口商得到的外汇和外国人来投资的美元通过商业银行统一收购起来。因此，每一亿美金进来，央行就要发行近8亿基础RMB进入流通领域。这样，汇率就能保持不变。这么做的同时，央行将积累一笔外汇储备，而国内的RMB数量也会增加。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央行通过向商业银行发行央行票据把这些增加的RMB换回来。同时央行为增值的目的把所得的外汇去购买美国的国债。据资料说央行外汇中9成左右是美元资产，而这其中的多数都去买了美国国债。最后的结果是：央行增加了一笔资产——外汇储备，同时增加了一笔负债（对商业银业的负债，说到底还是对国民的负债，因为是企业向商业银行结汇）——央行票据，而RMB汇率保持不变。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外汇储备不是一笔财富，账目上，它属于央行的资产，但央行同时背上一笔负债，两者互相抵销。第二，中国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资本输出国。其背后的关系是：美国人拿钱买中国人的商品，中国人把这些赚的钱（是美元）存到中国银行，银行用钱购买央行票据，央行则把这些钱拿去购买美国的国债，美国人再拿这些钱投资和去购买中国人的商品……。这就基本上构成了一个环。所以表面上我们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其实我们从一个渠道引来的钱又从另一个渠道借给美国人花。而这种外汇政策的结果就是给国际炒家制造了投机的机会。
我们不断的生产大量产品源源不断的输往国外，换回大量的外币，国内人民却无法消费。换回的大量外币又被国家通过购买美国等外国的国债等方式，流回美国等国家。这样，中国以纸币标志的GDP不断增加，但是用于国内消费的财富却不见增长甚至可能下降。又由于内需不振，外需就占了总需求的相当比重，所以人们就以为外需更加重要，内需的不足又导致工资进一步降低，再加上贫富严重分化，反过来又致使内需进一步下降。但是中国的产品多是低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主要是靠廉价。而这种廉价又主要依靠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来完成的。长久的压低劳动力的工资，国内内需没有启动的可能，会进一步依赖外需；而依赖外需又需要再压低劳动力的工资，而压低劳动力工资又将继续压抑内需。进一步不惜抑制内需来扩张外需，于是国家经济进一步走向歧形。其表现形式是外汇出现大量顺差，国内需求萎靡不振。同时由于错误的吸引FDI用市场换技术和管理的政策引得外资源源不断的进入中国（以上两点请见外贸篇，已有详细的论述）。以上两点是导致RMB升值的最重要原因，但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升值的动力也是相当脆弱的，因为这种靠外资和世界工厂的增长模式是不可能持久的（下一篇并不遥远的危机会有进一步的论述）、是耗尽我们国家资源的增长方式。所以即使没有热钱的冲击，RMB也必然是先升值然后再贬值。传统 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在美国的金融霸权下也不完全适用，对于中国而言：外贸之输赢，不在逆差还是顺差，而在产品的附加值是否高。倘若产品的附加值低，你顺差越多，国力便越是衰退。
我们只所以采用这种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一方面是由于美元是强势货币，其实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做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中国的金融市场问题百出，银行业亏损严重。经不起外资的冲击。只好采用固定汇率。2007-1-15 11:18:03
三、认清美元的全球金融霸权本质和汇率也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
有人说，美国不断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RMB升值甚至要求RMB可自由兑换，与美国对中国巨额贸易逆差有关，我承认和这一点确实有很大的关系。但另一方面，汇率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有时也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其实，美国政要对于两国贸易之间的巨额顺差还有另一种理解，下面我们从二战后说起，来看看这种理解：
在二战期间，美国大发战争横财，大量黄金从世界各地涌向美国。到１９４５年战争结束时，美国联储已拥有世界７０％的黄金储备，美国的ＧＤＰ达到全世界的５０％。美国凭借着巨大的国力和财力，在１９４４年由４４国参与的布雷顿（这是美国的一个地名）协议中，全面压倒老牌金融霸主英国，达成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美元同黄金挂钩，并担保证３５美元可兑换一盎司黄金，美元终于取代英镑成为世界最坚挺的硬通货，号称“M金”。布雷顿协议还催生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组织在美国领导下，把所有成 员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全部实现美元化，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美元的霸主地位。这一体系实际上催生了美元作为世界通货的作用。和所有的法定货币体系一样，美元体系的根本漏洞在于人的贪婪本性（欧盟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成立了欧洲中央银行，而不是使用某一个成员国家的货币作为欧盟的法定货币）。法定货币存在的前提条件就是ZF在印发钞票方面的严格自律，可是，这种自律由于人的贪婪本性是不可能持久的。而战争常常的成为摧毁这种自律的外在因素。从５０年代开始，美国联储就开始大规模增发纸币。到约翰逊总统开始提升越南战争规模时，大家感觉到世界上流通的美元犹如洪水泛滥一般。于是其他国家纷纷要求向美国按３５美元兑换一盎 司黄金，，美国的黄金开始流向世界各地，美国开始撑不住了。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５日，尼克S总统终于撑不下去了，宣布中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体系轰然倒塌。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３日，美国联储在它的网站上公布了一个很不起眼的通知，美国联储在一个非常简短的解释中提到, “鉴于M3没有提供比M2更多的经济活动的信息，而且多年以来对货币政策没有影响，所以收集和发布这些信息的费用超过了它所能带来的益处，所以取消以后定期公布美元的M3供应量”。M3 是美国最广义的货币定义，简单的讲，它包括了美国所发放的所有的美元，尤其重要的是它包含了外国ZF和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大额美元储备，美国不再公布美元发行量的信息，你如何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绿花花的美元？？他的印钞机开个不停你又能如何知道？
金价２００１年是 ２５０美元一盎司，06年曾暴涨到７１０美元，从35美元一盎司，到06年的７１０美元一盎司，美元贬值20倍，除去经济发展正常发行的货币，美国向全球输出了多少货币呢？而对应于这些货币的正是各国的实物商品。这其实相当于美国大开印钞机，拿着绿花花的纸来购买各国的资源。受害者先是上世纪经济起飞的J国、亚洲四小龙等国和地区，现在中国接替上述各国成了美国廉价甚至是免费商品的供应国。今天，美国民众借了几万亿美元用于消费，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海外拥有几万亿美元的投资。有人说是美国的债务与债权相减，美国的债务是几万亿美元。请小布S和伯克N来解释，他们会告诉你：美国民众用一堆纸免费消费了全球大量资源，美国跨国公司用一堆纸占有了全球大量资源。而美国则掌握了世界各国的资源与世界经济的主导权。说的过份一点，难道不是变相的经济殖民地吗？美国历代政要对此都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们是在借贸易逆差之名使用汇率这个工具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美国ZF从里G时代起就把重建和强化美元的全球金融霸权作为ZF的一项根本国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看看从80年代开始由格林斯P领导的华尔街和美国联储都做了什么：
理解美国的经济，必须要先理解美国的金融霸权，美国的金融霸权是美国经济的本质之一，只要美国的金融霸权一日不被别人取代，美国就不会发生1929年那种大危机，最多就是经济萧条而已。而美国金融霸权地位的丧失，至少从中期和短期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从长期来看，例如15年、30年，如果美国ZF和人民不能自律自已过上更节俭的日子，美元肯定要崩掉。许多人会提及美国的财政和外贸的双赤字来说明美国问题的严重性，甚至于更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危机必然波及美国。那下面我们看看这两种观点是否正确：我的想法是在当今美国金融霸权的世界格局下，对于美国而言：外贸之输赢，不在逆差还是顺差，而在产品的附加值是否高。倘若产品的附加值低，你顺差越多，国力便越是衰退。这个逆差也是美国想要的，他用绿色的只值每张四M分的票子买走了别人的实实在在的商品和资源！！你出了问题，他可以选择别人来购买。如果你还不明白，我就提几个问题你来回答一下：美国从92年开始连连发动中东、南斯拉夫、阿富汉、伊拉克战争，他的战争是为什么服务的？你因为真地是仅仅为了石油和世界警察这个虚名吗？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90年日本、92年英国、94年南美、97年东南亚、韩国、98年俄罗S金融和经济危机为何没有危及美国？美国从80年代里G总统时代保持了20多年的增长和低通涨局面没有大的萧条，除了他的教育、技术进步、管理创新等因素外，另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美国海军学院教授Thomas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揭示了问题的本质：“我们只用很少的纸币（美元）去交换亚洲地区丰富的产品和服务，我们也足够聪明地知道这一切并不公平，当我们送去这些纸币时，我们必须要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产品：美国太平洋舰队”。
所以，美元保持一定时期的稳定，然后贬值，然后再保持一定时期的稳定，然后再贬值，是美国的一项长期既定战略而不是什么突发危机使然。所以，外交、军事、打击潜在的对手国经济、思想渗透等等手段都有为金融霸权服务的目的。当其他国家都储存太多的美元储备后，例如中国这样的国家积累了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美国就开始考虑贬值了。贬值的结果就是其它国家的外汇储备缩水，即财富缩水，同时美国也可以增加出口减少贸易逆差，一举两得。
说的夸张一点，现在的美国经济是传统经济学解释不了的，传统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在美国的金融霸权下也不完全适用，不理解美国的金融霸权，不理解美国为了维护金融霸权所做的一切，不理解我上面说的这几点，你就不会真正明白为何美国人民的储蓄率不足1％、平均每个家庭要分摊11万美元国债、贸易逆差高如悬河，而他的经济却可以持续发展（试问，这一点除了美国外那一个国家可以做得到？？）；你就不会真正明白美国经济的本质和现在的许多与之相关的世界经济问题！！例如近几年世界战略资源的通涨和全球股市的狂长！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世界出现中国、美国、欧盟、J国、俄罗S多极化局面。俄已经在意识形态和政体上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中国和美国的矛盾成为社、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主要矛盾。中国和美国的博奕成为当今的中国面临的基本地缘战略格局。美国除了使用军事打击外，外交、美元资本垄断、和思想上的渗透是美国维护霸主地位的重要工具。美国希望有第三世界为他提供廉价的商品，但同时又不能容忍任何强大的经济体挑战他的霸主地位。《孙子兵法》已经翻译成了英文被世界列强拿来研究。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美国除了用战争军事手段外，还在金融这个战场上伐谋杀敌于无形，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二战后，美国金融体系和华尔街金融机构建立了他的国际主导地位；它使许多国家特别是南部国家的金融体系和汇率，越来越受到美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体系中，美国在政策选择上的自由度相当大，一切以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标准，J国、俄罗S、E国、拉美、东南Y无一例外在金融危机中体会金融战败的恶果。
我们查阅一下资料就可以发现给中国造成升值压力最大的是哪两个国家。从2002年以来，国际社会上要求RMB汇率升值的呼声日益高涨，并在03年达到第一个高潮。03年10月，在曼谷举行的APEC首脑非正式会议上，美国总统小布S正式要求中国国家主席HJT实行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10月30日，美国众议院以411票对1票通过决议，促请ZF向中国ZF施压，实现RMB自由兑换。03年，J国财相在八国集团（G8）财长会议上提交了一项迫使RMB升值的议案，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们从政治上、外交上、媒体上以及怂踊民间和学界给中国施加升值压力，我们应该识破他们的司马昭之心。据资料显示，同期流入中国的游资也是这两个国家最多。当RMB升值到某个临界点后，这些游资就会加速流出，形成对RMB的冲击，从而加速RMB的狂跌，这样游资在完成自已获利目的的同时，也完成了背后宗主国的政治目标。
二千年前秦、赵两国对垒长平，秦、赵两国实力悬殊，赵国老将廉颇采用坚守不出、以逸待劳的战术，使秦国名将白起手足无措。后秦国采用反奸计让赵国任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领兵，赵括主动出击，结果长平一役，赵国全军覆灭。今天，中国汇改、金融改革本应采取当年廉颇的以守为攻的战术，但遗憾的是，现在多么相似的一幕再现：中国金融行业主动大开国门，银行大跃进式的纷纷海外上市、QFII和QDII已全面展开、股指期货箭在弦上、没有加强监管就先渐渐开放资本项目意图实现自由汇兑。美国采用全国为上、上兵伐谋、兵不血刃的金融战将可能再一次得逞，历史上的那一幕将再次上演。而许多人还蒙在鼓里。
四、一个难以突破的汇改困局
1、央行已失去货币政策的主导权
美国联储利率政策的变化将对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产生直接影响。根据“开放经济中的三难选择”，一国很难同时实现货币政策自主性、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这三个目标，一国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目标，但是是以放弃第三个目标为代价的。在全球资本流动日益汹涌的今日，各国越来越难以管理资本进出国境，于是，一国所面临的选择常常是究竟放弃汇率稳定以换取宏观政策自主性，还是放弃宏观政策自主性以换取汇率稳定。中国现在就是选择的放弃宏观政策自主性以换取汇率稳定。现在，每一亿美元进来，央行就要发行近8亿基础RMB进入流通领域。这样，汇率才能保持不变。但同时央行也丧失了货币政策的主导权，这么做的同时，央行将积累一笔外汇储备，而国内的RMB数量也会暴增，出现流动性过剩的局面。
2、汇改是政府信用的进一步丧失过程
05年7月21日，央行突然宣布进行汇改，推出RMB汇率调整方案。在这之前，央行高官一直表态不会迫于政治压力进行汇改。那现在为何又突然宣布汇改呢？一个解释是内部利益集团斗争的结果；更可能的解释应该是央行想打破炒家的预期，给他们一个突然袭击。然而，最终的结果是炒家你没打击到，却是政府信用的被破坏。你说不调整，然后突然调整，那政府的信用何在？以后你再说不调整，别人还会相信吗？所以此后虽然央行表示不再调整汇率，但国际热钱却源源不断的进入中国。
从目前政府的政策来看，为了避免美元资产更大的损失，政府一是要逐渐减持美元的比例，抛售美元，购入欧元、黄金、石油。另外一方面，为了避免大量持有美元造成政府手中美元资产的大幅贬值，就想把手中的外汇卖给老百姓，就是所谓“藏汇于民”，把贬值的风险转嫁给老百姓了。所以，06年五一起老百姓凭身份证即可在国有银行兑换美金。同时，可能是为避免国际热钱大规模出逃影响金融安全，将金额限制为2万美金。
3、恶性通涨在所难免
在上一篇的金融改革篇我已经说过，央行向各商业银行注资1000多亿美元，这是基础货币（注意是基础货币，如果不了解这个概念可以自已搜一下）。基础货币的投放对象是商业银行，基础货币由商业银行进入最终流通领域会产生乘数效用（这个乘数在不同的国家和经济体中会有不同），按一般的估算中国现在的货币乘数可以定为3或更大。近两年每年外汇储备都要增加两千亿美元，04、05、06年仅上面说的两项央行投入流通领域的基础货币约是7000亿美元，即约5.6万亿RMB，再乘以货币乘数3，就是17万亿RMB。前期由于房价的疯狂上涨，消化了大部分投放的货币，所以日常消费品的通涨不明显。
现在外汇储备已达万亿多，按现在的增长速度会越来越快，09年就将达到二万亿多外汇储备。第一点，也就是说二、三年内中国央行将再增发近8万亿RMB基础货币进入商业银行。由于乘数作用，也就是在最终流通领域今后两三年会多产生24万亿左右的RMB。看看我们的GDP，就知道问题有多严重，现在的GDP才是20万亿RMB左右（据我估计这个数值约有三成的水分，也就是说GDP实际应是15万亿RMB左右）。前期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央行通过向商业银行发行央行票据把这些增加的RMB换回来，但这样是治标不治本。第二点，再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速度正在加快，例如QFII已全面展开、股指期货箭在弦上、资本项下的管制正在渐渐放松，所以外部投机资金今后两三年肯定会更快的进入中国来逐利，由于这点，央行又要被迫大量投放基础货币。还有第三点是美国的大开印钞机会形成全球的通货膨涨，前几年全球美元计价的战略资源价格上涨就是明证（请见本篇的汇改之二对于美元的情况的评述），由于现在中国经济已经渐渐与国际接轨，国外的通涨会渐渐传导进国内。
前几年，由于房价的疯长吸纳了多数资金，现在房价涨幅正趋缓，对于资金的吸纳作用已大为减弱。基于以上三点的论述，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今后两至三年，如果不发生大萧条或危机，也必将出现席卷全国的恶性通货膨涨，并且资本市场（股市）的上涨将使许多人看不明白！看看近几个月日常生活品的价格变化吧！！
4、一个难以破解的困局
另一方面，如果放开管制，自由浮动，任其升值，达到一定币值后热钱会流出，国际炒家会趁势而为，RMB必将狂跌，炒家在完成自已获利目的的同时也完成了它背后宗主国的政治目的。另外，现在固定资产等投资居高不下，RMB流动性严重过剩，央行只有采取紧货币搭配中性的财政政策（我预测07年上半年央行至少还会上调一次存款准备金率或利率）。但如果上调利率，则由于中美利差的缩小，必将使得游资更疯狂的涌入国内来逐利，所以央行只能选择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去年已上调两次，今年元旦后刚上调一次，但看来效果不明显（这是由央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而被迫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引起流动性泛滥决定的）。加息似乎又成为下一步利率政策的首选，而这又会引起中美利差的缩小，必将使得游资更疯狂的涌入国内，结果是RMB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和升值幅度，央行又要被迫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又会引起更大的流动性过剩即通胀。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圈。
一个难以破解的困局！！
5、盯住一揽子货币和自由汇率
有一种汇改方案是盯住一篮子货币，拟定的一篮子货币是盯住欧元、日元、美元等。盯住一揽子货币是否是可行方案？现在世界上主要的结算货币所属国基本上与美国是同一阵营。所以，如果盯住一揽子货币，美国或金融大鳄只要打击其它货币（或与一揽子货币中的其它货币所属国在外汇市场默契的操纵相应的货币）就可以间接打击RMB。
中国现行的脆弱的金融体系根本抗不住国际游资的冲击（请看前面的金融篇），同时中国企业普遍缺少金融外汇人才，当然也就不知如何规避外汇风险。再加上国内创新的金融工具和有效监管的缺失，所以如果施行自由的外汇制度，必将由于国际热钱的冲击而造成恶性的金融甚至经济社会危机。从长期来看，当中国的金融体系比较成熟了，以上条件都具备了时，才是实行自由汇率制度的真正时机。
五、90年代中期的泰国就是中国的今天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向金融市场化迈进的过程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和监管；二是资本帐户对外资开放；三是货币价格（汇率）的自由浮动。这三方面的改革如果次序不当，就会增加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
泰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泰国的金融改革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至1991年，泰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加速，基本实现资本帐户开放。但在那时，泰国金融市场的权贵资本主义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政治关系在创立金融企业和安排银行贷款时影响至深。这使得金融资源的使用往往脱离合理的审查与监督。
另一方面，在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泰国并没有放开汇率管制。它实行一种政府干预下的市场固定汇率制，即央行通过买卖外汇，调节外汇供求，保持汇率不变，与现在的中国是同一模式。这种制度为经济泡沫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当时，大量外资流入泰国，为了维持汇率不变，泰国政府增加泰铢的供应，用泰铢买入日元或美元等外汇。其结果，增加的泰铢通过银行体系，流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进一步加剧了房市和股市的泡沫。
泰国经济当局曾经试图阻止泡沫膨胀。他们在买入外汇的时候，增加泰铢供应，然后泰国央行在公开市场买回等量的泰铢，与现在的中国又是同一模式。但这种政策对海外资金产生了更大吸引力。结果，更多的外资涌入，经济泡沫继续膨胀，直到最后美国联储猛提基准利率，同时美元大幅升值，，引起泰国资金流向美国，国际贸易和收支恶化，最后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10数年的建设成果顷刻间灰飞烟灭。
现在来看泰国的教训，它应该在金融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与监管；至少应该在资本帐户对外开放的同时，放弃固定汇率。但这一教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直至今天，中国的金融改革仍然在走首先对外开放市场，同时放松资本帐户流动，但坚守汇率不变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前景已经写在泰国金融危机的故事中。
今天，在缺乏国内金融市场的有效建设和监管的条件下，银行飞奔着去海外上市，中国资本项下流动壁垒渐渐除去，QFII 06年全面开放、QDII已经展开、股指期货箭在弦上。中国政府在无意中默契地配合着美国政府的计划，一切似乎都在美国计划中，飞奔向那个我不愿看到的RMB开始迅速贬值的日子。
附：对于一网友关于美元金融霸权疑问的回复
问：
还有个问题是我看了你的新帖子 对你说的一个论点感觉潜意识里很承认,但逻辑上又好像有矛盾.就是你说的美国发动的战争为了维护美元在全球的地位,而不是为了表面上的一些利益.确实是,美国发起的Y拉克战争也不只是为了石油,打仗的代价都不止这些.但是我就是不明白是怎样通过战争维护其利益的.难道仅仅是通过显示其强大让别人不敢犯上作乱来推行自己的政策?小弟愚钝,呵呵,也请兄明示。
MPLS答：
这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的，首先请你再读我上面的汇改之二，认真思考就会有进一步的体会。再简单说几句：
你既要考金融硕士，想必你学过货币银行学。货币的本质功能有两个：一是交换功能，二是储存财富即保值功能。这两个功能缺一不可。美元现在就是充当着世界货币的职能，那他也要满足货币的上述两个职能。
交换流通职能就是现在国际贸易要使用美元进行结算。储藏财富的职能就要求美元不能贬值。但上文中我已说过，美国不负责任的大开印钞机使美元全球泛滥（这样才能无偿占有别国的财富，这是他的一个战略利益，这也是他一直经济强势发展的一个根基），这就达不到美元的保值即储藏财富的作用了，所以许多国家要抛出外汇储备中过多的美元。由于美元在其他国家内部不能作为货币流通而只能用于国际贸易，因此在理论上，美国不断扩大的国际收支逆差总额，既是其无偿占有的世界各国商品和劳务总额，同时也是货币市场上美元供大于求不断增加的差额部分，因此这也是美元必然贬值难以改变的长期趋势。
为了达到世界货币的第一个职能作用，必须确保没有其他币种可以挑战美元的国际贸易结算主币地位，所以他必须打击一切可能挑战美元地位的货币（欧元、日元等，1992年英格兰银行保卫战的幕后是谁想必现在你应明白了）。
为了达到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第二个职能，他必须采取手段在美元长期的贬值和短期的强势美元之间取得平衡。在强势美元的经济政策方面，美国一方面视通货膨胀状况而不时提高利率，以使美元回流国内，另一方面借着提高利率的美元强势而必在国际黄金和货币等市场（利用其所操控的国际金融资本）经常表现出美元的坚挺。而对美元不可避免的长期贬值趋势，则力图使其尽量平缓。总之，是将阶段性的“强势美元”政策作为美元尽可能缓慢的长期贬值策略的补充，以使世人坚定对美元的信心。
强势美元政策，及各种经济战阴谋等等。所有这些战略计谋和行动无不围绕保住美元成为世界货币而必须具有的两个主要性质展开。他不愿失去利用美元无偿占有他国财富的巨大经济利益。美国将此视为最大战略利益。迄今为止美国的许多重大谋略和行动都是围绕这个核心利益展开。如意图迟滞任何有可能成为美国竞争对手的经济实体的发展；
海军学院的TOMAS说的提供太平洋舰队就是指军事手段打击对手来达到上述目的。
从根本上来讲，美国必须维护一个超级大国的形象来达到使世界各国相信：支撑美元的是一个不可挑战的超级强国，也就是用超级强国的形象来坚定世人对美元的信心。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美国所有措施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保持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两个必须的职能的目标。从而确保无偿占有别国财富。
2007-1-19 13:43:45
第八篇 并不遥远的危机
引子：
“繁荣早已耗尽了自身的力量，可是为了避免一次大萧条，它的生命周期被人为地延长了”
——索罗斯。
一、增长不等于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平均GDP年增长率近两位数，在一个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持续保持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说是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中国成功的奥秘在哪里，引得无数经济和社会学家竟相研究，更有人言，如果有谁解开中国经济之迷，必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伟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里得曼也感到困惑。
其实发展不等于增长，这是两个概念，在发展经济学中有明确的区分，增长只是表现在数字上的GDP等的提高，而发展是个全面的概念，除了GDP的提高外还要求全体国民福利的增进，失业率的减少，人民稳定感的提高，经济结构的优化等等。纵观中国的改革历程，前10几年由于原有体制束缚的去除，人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点在农村80年代的改革中体现的特别明显。然而到了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经济更多的是增长而不是发展，改革成了少数人获利的工具。
二、是公平的市场经济还是权贵资本经济
邓公在改革之初提出可以让一部分先富起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因此这句话的本义应该这样来理解：我们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必须保证先富起来的人不损害基他人的利益，保证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不能使其他的多数人更贫穷。因此在转型的过程中，应努力保持机会的平等和起点的公平，防止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在改革的初期，按照邓公的说法是“摸着石头过河”，那时各种矛盾还没有显现出来，而获得解放的生产关系潜藏的能量 得到了巨大的释放，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潜在的矛盾开始浮上台面，各种尖锐的问题开始爆露。而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随着下放经济权力，地方ZF日益坐大，中央的威权日渐减弱，各种利益集团开始形成，改革在90年代后期以后，已经成为权贵资本攫取弱势群体和底层人民利益的遮羞布。每一个政策的出台都成为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好的政策的执行又被利益集团一次次的扭曲，又有多少政策还没有出台就被利益集团胎死腹中。国内有一本书，叫《世纪大拍卖》，讲苏联的私有化问题的。在这本书里面，国内经济学家吴敬琏做了个书评，他说，"国内很多人（包括我本人）都简单的认为民营经济等，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源动力，到最后，我才发现，我是错的"。因为在一个没有法制化建设的社会，一种过分扩张的民营经济，所带给你的是一种权贵资本主义。当今的中国，经济被权贵资本、裙带资本、红顶商人所掌控，而真正的民营、私营资本却在官僚买办和跨国资本的夹缝中生存。我不是反对私营化，在一个没有法制化建设的社会，过分的私营化带给这个社会的只能是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必将把全体国民拖入水深火热之中。君不见国内油价只升不降，土地私有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入世谈判中农业是我国作出最大让步的条款，这不是农民兄弟话语权缺失的结果吗？
1986年邓公就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治的改革，现在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体会到政治体治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搞政治体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惯彻”，“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二十年过去了，历史证明了邓公的论断是何等的正确。因为我们没有改革政治体制、没有随着经济的改革完善法制化建设，现在经济体制的改革成果没有得到保障，正在越来越深的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
三、近十几年的改革进程其实是ZF信用丧失的过程
当年邓公一声疾呼：我们要改革开放，全体国民应者如云。时至今日，又有谁支持沿着现在改革的道路走下去？更多人的呼声是我要下车，我不要继续这种改革：
1、国企改革成为利益集团在国退民进中狂欢的盛晏，MBO成为某些国企高管中饱私囊的工具；
2、ZF扔掉教育、医疗、养老三大包袱，又没有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和配套措施，致使少数人得利，把人民的腰包掏空；
3、ZF机构改革。机构是减少了，但机关工作人员是越改越多，在企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公务员自然成为香悖悖；
4、财税改革，使省级以上ZF税源充足，而地市特别是乡、村两级财政日益困顿，把地方ZF逼上了用房地产撬动银根的路子，间接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5、金融银行业改革致国家金融安全于不顾，“宁赠友邦，勿予家奴”；
6、股市成了国企脱困和利益庄家圈钱的赌场，广大中小股民损失惨重；
7、汇改使ZF在国际上进一步丧失信用，没有国内金融的良好监管与建设就加速开放金融资本市场，相当于把自已最后的盔甲放弃，势必把金融系统的弱点彻底爆露在国际资本炒家面前。
ZF的对内改革使ZF对人民的信用渐渐丧失，汇改使ZF在国际上进一步破坏自由所剩无已的信用，当年朱RJ建立起来的汇改信用陨失殆尽。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ZF信用在市场中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是大市场、小ZF的经济，ZF建立了一套套游戏规则，让市场的主体在游戏规则的约束下尽情的发挥，ZF只是发挥监管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监管的作用，是必陷入权贵资本的泥坑。在市场中，ZF是用非行政的货币、财政等经济手段调节经济，因此ZF信用将具有主导作用，如果ZF没有信用，如果不取信于民，你将如何用经济手段来引导人民的市场预期，你将如何调节经济？2007-1-23 12:27:23
四、对万亿外汇储备的再审视
外汇储备“第一”是“官方”储备。严格的表述应该是，中国官方储备超过J国官方储备位居第一。而世界许多发达国家都实行藏汇于民的政策，例如，J国民间持有的外汇达到万亿美元以上。所以就整体的国家外汇资源而言，中国离世界第一至少还有一倍的差异。
其次，其它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本币本来就是国际间结算货币，所以中国的外储第一仅仅是美元储备第一。例如J币本身就是国际结算货币。在国际多边贸易中，全球三大经济实体的货币，美元、欧元和J币是通行的国际结算货币，特别在亚洲，J币是各国与J国双边贸易中的主要结算货币。而且各国为了规避汇率风险，都不同程度地根据外贸额持有不同比例的三种货币，也就是说，J币可能是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在一定的范围内，J币具有美元一样的地位和作用。J币的这些功能使J国的外汇支付能力和外汇储备不能简单用美元储备来衡量，中国的外汇储备与J国的外汇储备也不能简单用官方美元储备来比较。万亿美元的“第一”可能是“徒有虚名”。
第三，外汇储备并不都是可自由支配的。近几年来由于RMB升值的压力使得大量的国际热钱涌入中国逐利，据资料说近三年新增的外储中有近四至五成是热钱，连央行都不知道热钱是如何进来的。它如果要走估计央行也很难阻止。这么多不能自主的外汇对于对抗国际金融大鳄将大大折扣。
第四、公布的外汇储备中是否包括了央行向商业银行注资的那部分外汇？（《见金融改革，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现在各商业银行腐败案不断爆露，央行是不是也存在这个问题？这只有内幕人士才能知道。
所以万亿外储没并有宣称的那么牛,抵御热钱冲击的能力也要大大的打个折扣。
五、并不遥远的危机
现在中国的经济这架高速列车由三匹大马在拉动：内需、外贸、投资。
1、其实，内需对经济的贡献早在10年前就降到了不足三成，因此各级ZF才被逼上了依靠房地产业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高速列车。
2、中国ZF在96年经济下滑时就采取凯恩斯主义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式大搞土木工程，大发债券，因此，朱RJ还被香港ZF冠以赤字总理的称号。凯恩斯主义是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采取的临时措策：利用ZF大搞公共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这如同一个人快要死了，你给他打一剂救心针，让他多活一段时间，然后赶快找良药来治他的病，才能挽救他的命。然而，现在你天天打救心针，他还能活长吗？凯恩斯主义是西方列强60年代就抛弃的政策，6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得曼就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必然死亡。而我们却把这个政策一直延续至今。98年格老盛赞中国大搞公共投资的作法，由此可见，中国又一次着了美国的道。事实证明，90年代末使用公共投资已经无法有效的拉动经济，所以才有了ZF鼓励发展房地产业，用房地产业来拉动经济的政策出台，近几年的高速发展除去外贸因素，都是房地产业及其产业乘数效应拉动的相关产业的经济增长，现在房价泡沫已危在旦夕，这在《房地产绑架中国》一篇已有详细论述。以房地产为主的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将马上失去，这也就表示第二大引擎投资将很快熄火。
3、外贸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在入世后扮演着越来越重的角色，但这完全是凭着血汗工厂的超低价带动的（见〈外贸，世界工厂是荣耀还是应该悲哀〉），然而随着中国RMB的渐近升值，这一优势将逐渐失去。现在美国经济在走下行曲线，美国人借各国人的钱过日子的好事不会一直持续下去，这也表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外贸形势将越来越严峻。未来的世界经济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外贸摩擦也将越来越多。中国入世的保护期已过，前几年由于处于保护期而享受到的好处将不复存在，而弊端将逐渐浮出台面，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列强将蜂涌而入。所以，外贸这一只拉动经济的引擎在未来两到三年也将会有气无力。
9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失范越来越严重，诚信普遍缺失、腐败成灾、黑社会猖獗；社会保障覆盖面极低，社保基金严重亏空，人民没有社会保障，社会失业越来越严重，许多家庭现在是父母用退休金来养成年失业的子女；贫富高度分化，基尼系数已达0.5左右；社会分裂对立日益严重，各种矛盾日趋激烈，群体性事件开始不断上升；内地农村衰败严重；企业普遍萧条，房地产泡沫崩盘危在旦夕；金融系统千疮百孔；汇改问题陷入困局；国内股市被边缘化；07年入世保护期就已结束，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列强将蜂涌而入；国内企业被挤压在世界产业链中的最低端，为世界列强打小工，产业升级道路已经基本被堵死。
ZF在改革中信用的缺失已经失去了最低层人民的执政基础；由于中小民族资本在官僚垄断资本和跨国资本挤压下生存的日益艰难，使他们原来支持上层和改革的思想慢慢的在发生转变,；左右开工的执政政策使D内部势力进一步分化，92年邓公就说过“C 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D内部”。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在向我们描述一幅清晰的图景：中国又一次走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今后三至五年又将面临一次伟大的转折，可能彻底的拉美化，也可能走上伟大复兴的道路；中国将直面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中国也将面临一次全面的洗牌，有些人会被洗上来，另一些人会被洗下去。
六、危机的引爆点
1、第一个引爆点应该是房地产业。具体论述见第一篇〈房地产绑架中国〉
中国房地产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已经相当之高，所以中央ZF在历次调整房地产的政策取向上都是小心翼翼。其实中央的真实意图并不是想让房产价格狂跌，而只是想踩住房产上涨的阀门，中央在调控中进退两难的心境，房产商也是心知肚明。所以每次调控都是中央和地方ZF和房产商的一次博弈。正由于中央在每次调控中投鼠忌器的迟疑，使地方ZF和房产商摸准了中央的底牌，这也成为房地产商人们在每次调控的短暂停歇后又开始接近疯狂的真实理由。上海的老大陈LY的双规表明中央已经渐渐胜过地方军。市场的力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虽然中央可以控制调控政策的尺度，但人民的心理预期是政策所没法左右的，当市场中空方的预期胜过多方的预期时，房产雪崩的日子就将来临。房地产雪崩必将引起大量的银行坏帐，由于连锁效应引起房地产相关上下游产业企业的大量破产，进而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甚至是社会危机。
2、第二个引爆点是国际热钱的撤资。具体论述见〈汇改，无法突破的困局〉和〈房地产绑架中国〉
现在外汇储备已过万亿，如果维持固定汇率国内必将出现严重的通涨，按现在的增长速度，09年就将达到二万亿储备。也就是说三年内中国将再增发8万亿基础RMB，进入流通领域后由于乘数作用将至少放大三倍，同期中国的GDP才是多少？如果放开管制，任其升值，达到一定币值后热钱会流出，国际炒家会趁势而为，RMB必将狂跌。另外，现在固定资产等投资居高不下，RMB流动性严重过剩，央行只有采取紧货币搭配中性的财政政策，但如果上调利率，则由于中美利差的缩小，必将使得游资更疯狂的涌入国内，所以央行只能选择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6年已上调两次，但看来效果不明显，加息似乎又成为下一步利率政策的首选，而这又会引起中美利差的缩小，必将使得游资更疯狂的涌入国内，结果是RMB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和幅度。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圈。一个无法破解的困局！！由于国际热钱前期大量投入房地产业形成虚高的房价必将由于热钱的撤资而崩盘。房地产雪崩必将引起大量的银行坏帐，由于连锁效应引起房地产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危机，进而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甚至是社会危机。
七、危机何时来临
1、经济方面
从第二个引爆点来看，我认为危机爆发的时间可从国际热钱撤走的时间来观察判断，因为热钱嗅觉会比我们灵敏，他们会在危机来临前无利可图前走人，同时由于热钱的撤退也会加速危机的到来，所以热钱的撤走是中国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和催化剂,将是压倒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羊毛：
1）、 房价已经快涨到顶了，微涨或将要出现下跌趋势（全国一线大城市和二线中等城市）。热钱是来赚钱的，所以他们会选择流动性强容易变现的方式进入国内，这样看来首选就是金融市场：股市、期货、基金市场和房市。同时为了能够悄然抽身而走，所以热钱不会等到房价大幅下跌，会在房地产上涨之势将尽或说将要开始停涨前他们就会变现离场。
2）、 股市不正常的大涨。这是前期潜入的热钱在做多市场，然后再做空了全身而退，最惨的是中小股民来做殉葬。
3）、 中国外贸增幅特别是顺差开始回落。因为顺差下降就意味着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一只引擎出问题了，也就是说大的经济形势要下来了。也说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没有多少理由政治上压中国升值RMB了。
4）、 外汇管制和资本项下的管制渐趋宽松，这就意味着热钱可以比较容易的撤资。
5）、 RMB升值已基本到位了。在汇改篇我说过，当RMB升值到某个临界点后，这些外来的游资就会加速流出，形成对RMB的冲击，从而加速RMB的狂跌，这样游资在完成自已获利目的的同时，也完成了背后宗主国的政治目标。我说的这个临界点就是指RMB已基本升值到位的那个点。这个临界点很难判断。总体上说，这个临界点要根据政治、经济、外贸等全局的形势来综合分析。外贸的判断依据在上面的第三点我已说过，至于政治经济大势方面可能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但这三点要综合来分析。在此我说说如何从具体的升值幅度来判断：中国现在的外贸加工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不会超过10％，同时由于中国出口的多数都是劳动密集低附加值的产品，此种产品的供给是缺乏弹性的，也就是说由于在国际市场上面对充分竞争的压力，国内的外贸企业只能把升值的压力内化而不是通过增加产品的价格把升值的压力转嫁出去。如果以此为依据，这样升值的幅度应不会超过10％，在这个临界点左右中国的外贸顺差会比较快的减少。但是有一点我们应考虑到，这就是中国的外贸企业中有许多是两头在外的纯来料加工型企业，对与这些企业，当RMB升值后他的进口原料成本也会便宜，所以升值对此类企业的压力相对较轻。综合考虑上述两类外贸企业后，我认为升值的临界点幅度应在15％左右，所以7.1至7.4之间应是RMB升值的临界点。
另外，我上面说的第二点即股市不正常的大涨这点是热钱撤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股市大涨不一定是热钱在做多股市准备撤走，而如果热钱要撤走必然出现股市被大幅超常拉高的现象。所以这点要结合其它条件特别是第一点进行综合考量。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就在于股指期货已经箭在弦上，在股指期货推出前金融大鳄必然要拼命拉高股指，然后在期货推出后再做空股市来获得暴利（这一点在本篇的前面我已有详细的论述）。
所以，最终要综合以上五点来看，不能单看某一点就冒然的判断，也并不是说要以上五点都具备了后才会出现危机。
我的观点是如果第三和第五点同时具备就可以判断危机或大萧条的来临，或者第一和第二点同时具备也可以判断危机或大萧条的来临。这是因为：
从第三和第五点来看，第三点和第五点从本质上来说是一致的也是最重要和最本质的判断依据，但现在这一条件还不具备；
另外，热钱的手段之高明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所以即使外汇管制比较严他们也可能顺利撤退，这一点前面已经谈过，所以第四点条件已基本具备；
从第一和第二点来看，楼市和股市的崩盘会几乎同时出现。但由于楼市的资本流动性比资本市场差一些。所以，热钱先从楼市撤资，热钱在从楼市撤资后会流向资本市场，进而在资本市场上先做多再做空后抽身而走，进而引起股市的崩盘。所以楼市会先出现衰势，同时伴随股市的不正常大涨，最后是两者几乎同时崩盘。但楼市的崩盘不会一次跌到位，而是阶段性的下跌。估计全国一线大城市这个下跌过程要持续一、两年或更长。
如果从第一个引爆点来看，虽然中央可以控制调控政策的尺度，但市场的力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民的心理预期是政策所没法左右的，当市场中空方的预期胜过多方的预期时，房产雪崩的日子就将来临。我认为这个雪崩的时间应会在07年出现（具体说应是农历07年下半年）。
二、 政治上看，今年石起大、08年全球武林大会在BJ举行。而保稳定是D的第一目标，所以今年上半年 稳定会压倒一切，ZF会托市不让房市等出问题。四G的执
政思路已经很明显，他是毛的FANS，虽然被压制了几年，但近半年来各省封疆大吏频频调整，T派力量已占据近三分之一的省份的要职，这种调整在石起大前还会继续，说明他明显已经加快了集权的步伐，另外政治上还不断左右开工。当真正集权后必然是实施他的治国方略之时。所以石起大以前，会打压一批，收编一批。从SH的大掌柜陈LY被双规来看，拾起大四G会顺利集权，然后就是XX社会方针的惯彻.人M网、新H网有越来越多相关批驳房地产的文章，近一年来一系列房产调控政策的出台可以看出中央的调控力度在加强，可以看出石起大后房产风爆就会来临。所以这是第一个危机爆发的时间点。如果过了明年秋冬，那么可能要到08年全球武林大会了，也就是08年冬了，这是危机爆发的第二个时间点。因为D不会想在全球武林大会前有什么事发生，这之前稳定还是第一要务。
在上面两部分我对市场和政治进行了分述，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看政治和市场的力量的较力了。如果在石起大前或全星球武林大会前市场的力量胜过政治的力量，那么危机就会提前到来。一句老话说的好：出来混，早晚都是要还的。虽然中国现在是计划＋市场＋官僚买办经济，但是市场将是最终的决定力量，有形的这只手终将让位于无形的这只手！一切人为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将由市场来解决，任何人收拾不了的不想收拾的，市场最终会出来逐一收拾！！！
从上面的分析各位应该可以看出我的思路：判断那个危机来临的临界时间点是动态的，也就是根据我说的那几个条件来判断。但如果一定要根据现在的事实说个时间点，那么我个人认为这个时间点就在农历07年下半年。2007-1-26 11:56:28
八、全球地缘政治大环境下对危机的再思考
1946年，时任美国驻苏联外交官的乔治•凯南给美国总统提交了一份名为“X文件”的报告。凯南在报告中提出要对当时的苏联共产主义实施“围堵”策略，以保障西方民主自由的安全。以这份“X文件”为起源的美国外交政策主导了长达45年的美国和苏联的冷战。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世界出现中国、美国、欧盟、J国、俄罗S多极化局面。俄已经在意识形态和政体上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中国和美国的矛盾成为社、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主要矛盾。美国希望有第三世界为他提供廉价的商品，但同时又不充许任何强大的经济体挑战他的霸主地位。美国除了使用军事打击外，外交、美元资本垄断、和思想上的渗透是美国维护霸主地位的重要工具。
《孙子兵法》已经翻译成了英文被世界列强拿来研究。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美国除了用战争军事手段外，还在金融这个战场上伐谋杀敌于无形，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
美国金融体系和华尔街金融机构建立了他的国际主导地位；它使许多国家特别是南部国家的金融体系和汇率，越来越受到美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体系中，美国在政策选择上的自由度相当大，一切以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标准，J国、拉美、东南Y、俄罗S无一例外在金融危机中体会金融战败的恶果。请看:
1、J国危机。 1985 年9 月，美国、J国等五个发达国家财长达成“广场协议”——美元下调、J币升值协议。1986 年2 月，时任美国联储主席沃尔K开始下调利率，J国利率1987 年以后进入2.5%的宽货币政策，美国资国的流入加上本国的宽松货币政策，由此刺激了经济快速增长，大量资本涌入房地产等行业，泡沫越吹越大；在这几年，J国股价与地价也随着货币供应量的伸缩而大幅波动。1989 年2 月格林斯P大幅提高利率50 个基点，由6.5%到7%，J国内资本开始涌入美国资本市场，J国也被逼随着美国而开始上调利率。1990 年后，由于资本外流和ZF紧缩银根，使J国股价与地价等泡沫纷纷破灭，从此进入漫漫寒冬达十年之久。J国称之为失去的十年。J国学者吉川元忠在《金融战败》一书中悲哀地写到：“太平盛世中，谁能意识到战争已经打响？？”
2、 东南Y经济危机：90年代东M经济高速增长。格林SP先积极扩张货币，美元由美国资本市场不断涌入东南Y各国，强拉东M各国 的GDP 增长，垄断行业和房地产业飞速增长，打散了东M各国市场结构配置；随后格林SP渐渐提高利率，资本渐渐由全球向美国回笼，东M各国国际收支失衡，国际贸易和收支恶化，并恶化了东M各国财政。最后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10数年的建设成果顷刻间灰飞烟灭。（详情请见汇改最后一部分泰国的论述）。
J国人称上世纪90 年代的失落为“金融战败”。马来西Y总理马哈蒂E则更直接称1997 年是“美国阴谋”。今天，多么相似的一幕再现：01年美国联储基准利率降到超低的1％，资本渐渐流向全球各国，这几年，中国超高速增长GDP，银行信贷、钢铁、水泥、铝等等创纪录增长，官僚垄断产业和房地产业飞速增长，而下游中小民营产业艰难维持生计，市场产业结构被打散；这几年的快速增长，实质上是国有官僚垄断资本的盛宴、民营中小资本的地狱。自04年开始美国又开始逐步推高利率。如果你认为这是偶然，那么几年后，你就会象98年的东南Y人一样痛心疾首。
中国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美国潜在的全球最大竞争对手，从历史上看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必定伴随着前一个超级大国的衰落，英国崛起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美国崛起取代了英国。当今世界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是资源。中国已从昨天的产品短缺、继而市场短缺，转向现在的资源短缺。除市场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国际资源的需求和依存度也在上升。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就是这样。它们通过掠夺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方国家的资源来保护本国的环境。随南方国家的发展加快，资源不足的矛盾将日益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因此可以预料，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未来的世界如果不降低资源消耗，就必然会战争不断。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人类降低资源消耗的终极方式。世界资源“蛋糕”就这么大。发达国家已瓜分完毕，新崛起的国家已饥肠辘辘。如果说，上世纪的主要大国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市场短缺，本世纪主要大国发展的主要矛盾则是资源短缺。上世纪初美国冲破英国霸权走向东方，为抢占世界市场和资源。现在的中国就是当年的美国，现在的美国就是当年的英国。所以中国这个后起之秀的崛起必定要从美国手中争夺市场空间和世界能源等资源。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有中国危胁论的原因，中国现阶断的军事实力、科技水平、经济实力都与美国相差相当远，从这些方面不能对美国构成实质的威胁，关键是中国的崛起要从美国手中争夺资源和市场！
2001年6月21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D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他过去经商时得到的经验是，在对手还没有崛起的时候，打倒他所用的力气最小。我们查阅一下资料就可以发现给中国造成升值压力最大的是哪两个国家。从2002年以来，国际社会上要求RMB汇率升值的呼声日益高涨，并在03年达到第一个高潮。03年10月，在曼谷举行的APEC首脑非正式会议上，美国总统布S正式要求中国国家主席HJT实行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10月30日，美国众议院以411票对1票通过决议，促请ZF向中国ZF施压，实现RMB自由况换。03年，J国财相在八国集团（G8）财长会议上提交了一项追使RMB升值的议案，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据资料显示，同期流入中国的游资也是这两个国家最多。他们从政治上、外交上、媒体上以及怂踊民间和学界给中国施加升值压力，我们应该识破他们的司马昭之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加入世贸难道不是美国把中国拉到世界市场上来较量吗？走出国门，来到国际市场上，就要遵守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这就等于把你防御的盔甲扔掉了，我是不是可以开打了？
如果没有估计错，在97年东南Y危机前后，美国已经瞄上了中国。这场金融之战在本世纪初就已经上演，美国现在已经掌握了这次战争的主导权，而中国还在梦中。这是一场拥用全球顶尖金融巨挚和一群只会XXXX的ZF之间的无形战争。06年美国对中国和全球的贸易逆差又创新高，经常项目下的赤字，只好用资本项目下的顺差来弥补，所以美国必定会再次象97年东南Y危机前那样推高联储的基准利率吸取全球的资本。这使我们想起2千年前那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长平之战，你认为中国现在是秦国还是赵国？当时，秦强赵弱，赵国老将廉颇坚守不战，以逸待劳，真正的做到了“善守者，敌不知所以攻”；后来秦国使反奸计，使赵国让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将，赵括完全打破廉颇的以守为攻战略，改为主动出击。结果是长平一役赵军全军覆灭。今天中国金融改革中多么相似的一幕再现，中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本应采取以守为攻的战术时却在主动出击！！
所以，（我大胆预测的可能最悲惨一幕），农历07年下半年（也可能是08年）的某天，RMB对美元又创出新高，中国股市也突破了前期高点，资本市场亢奋之声不绝于耳！！此时外资开始逐渐撤离中国。同时，伯南克宣布一次提高联邦基准利率50个基点，美元随之大幅走强。前期逐渐撤出的外资开始加速撤离中国而涌入美国资本市场、上海等一线大城市本来就有价无市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加速下跌，股市爆跌。大量国内资本清巢而出要求兑换，央行开始的RMB保卫战迅速耗尽巨额外汇储备，最后RMB暴跌。房地产雪崩引起大量的银行坏帐，银行的营业厅前人头攒动，中小储户为了提取他们一生的积蓄，徒劳地敲打着银行的大门；为了应对银行的挤兑风潮，央行的印钞机彻夜轰呜！！随意走进上海的任何一家超市，发现普通的米价已涨到5元一斤！！由于房地产雪崩的连锁效应引起房地产上下游相关产业企业的大量破产倒闭，进而可能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而道琼斯指数却创下历史新高，大洋彼岸的伯南克和华尔街人士在开怀畅饮香槟，而中国却一片惨淡！！
这之后：中国可能彻底的拉美化，也可能走上伟大复兴的道路；中国将直面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没有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中国在某些领域将可能面临一次洗牌，有些人会被洗上来，另一些人会被洗下去。
朋友，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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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的最后一篇已结束，行文至此，已至深夜，放一首歌曲松弛神经。不知何时才能 “苍生笑,不再寂寥”？？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苍天笑,纷纷世上潮
谁负谁胜出天知晓
江山笑,烟雨遥
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
清风笑,竟若寂寥
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苍生笑,不再寂寥
豪情仍在,痴痴笑笑
强国之路第一篇 从西方列强的兴衰看中国可选择的发展战略
引子：
历史上有好多曾经光辉灿烂的文明都消失了。最早的古希腊文明、美洲的玛雅文明，整个都只成了古迹。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现在只剩下中国还作为一个大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十几年前还是我们“老大哥”的苏联，现在已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和美国正在进行战略博弈，这是中国面临的基本地缘政治环境。
国际政治的原则至今仍是丛林原则。联合国安理会只有在大国实力可以互相制约时才能发挥作用，安理会的一票否决制才能起作用。马克思说，东方只见政权变更，而没有社会发展式进步。历史应是发展的，发展的本质在于质变和飞跃。但在东方更多的是朝代更替，这里只有量的积累，而没有质变式的飞跃。所以，生存不应是中国的目标，发展才是中国的战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是中国的最终目标。
中国正在崛起，而正在崛起的国家有的最终成长为世界性的大国，也有的功败垂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研究西方列强兴衰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发展，是有益的。
一、工农是国家的政治基础，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占本国多数的工人、农民的生活持续恶化中崛起的
当发生危机时，资本主义世界国家为了把国内保护好，常常将市场危机转嫁出去。这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英国危机转嫁的早期对象就是欧洲大陆，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就是法国。法国及整个欧洲大陆是英国转嫁危机的最早的“南方世界”。1786年的时候，法国跟英国做了一个交换，当时签了一个“伊甸条约”.但到1789年法国就进入国家动乱。当时那里的情况跟中国今天进入WTO 的情况一样。资本冲击使法国出现国家风险，整个政权发生动摇。大部分农民失业。法国人认为拿农产品跟英国的工业产品交换可以使进经济的发展。其实英国产品成本低，产品的附加值高，而法国正好相反，所以一交换，法国农业产品不堪重负，农民迅速解体。法国农民解体后蜂涌进城，这和今天中国的情况大体相似。进城以后，找不到工作，又没钱，就闹革命。这样便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实质是脱离土地的流民革命。拿破仑连同《拿破仑法典》正是从农民和土地问题入手来解决法国社会矛盾的。当时只有拿破仑意识到问题的要害，《拿破仑法典》给整个欧洲的农奴予以土地，使之成为自由农民，为欧洲，特别是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力资源。
当时法国的问题是生产和劳动发生结构性矛盾了，是外国资本进来之后，对整个国家经济及其经济基础的冲击的后果。农业产品没有竞争力，这对小农业为主而工业又不发达的国家而言，是一场灾难。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与法国当时的情况很相似。为了进入WTO，中国ZF在农业问题上做出的牺牲是最大的，随着进入WTO 后保护期的结束，中国的农业受到的冲击将是很大的。外国粮食进口，中国农民种的粮食若无国家特别扶持，仅成本一项就没有办法与西方竞争。中国八、九亿农民，种地不挣钱，进城又没工作，大量劳动力一旦失去就业机会，长此以往，整个国家就可能会陷入混乱。
中国农业改造问题一直没解决好。中国自秦以后始终是自然小农业经济，1949年建国后，新中国领导人就考虑农业改造问题。当时的人民公社，有了大农场经济的形式但没有市场经济的实质。邓公先从农业问题入手，将土地交还给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尽管小农业经济有启动快的特点，一家一户地生产，生产中的人力成本和西方农场相比非常高。随着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引进外资，这种自然小农业经济就要撑不住了。城市工业品价格的增长使得自然小农业因成本高于产出，加之国外优质低价的农产品的引入，中国农业很快面临瓦解的危机。可以预言，随着WTO规定的中国政府对农业的保护期结束，如果政府对农业还无有效的保障政策，中国的农业危机将有可能转化为1789年法国式的政治灾难。
而如果没有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中国的振兴民族工业就是一句空话。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是在本国工人、农民大量破产、生活持续恶化中崛起的。中国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转轨中做了很大的牺牲。实际上政府应该对他们有所补偿。这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
二、英国人是美
美国的发展道路对我们中国也有可借鉴的地方。美国最早是英国殖民地，英国将北美洲当作英国资本发展的殖民地。在英国人眼中，北美只能生存但不能发展。
今天的中国相当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今天的美国相当于19世纪的英国。小布S上台后，在国际问题上更是一副霸主姿态。苏联解体后，中国开始崛起。正因此，美国才要重复以往英国遏制美国的政策以对付中国。当时的北美之于英国形势，有点像今日中国之于美国的形势，英国绝对不想在它的西侧有一个强国出现。北美人民拿起武器反抗英国的压迫，成立了独立的美国。
在南北战争中，英国想肢解美国，它支持南方独立。当时英国统治世界的方式不是人权，而是将有可能成为重要对手的国家肢解。英国当年就是这样成功反对西班牙霸权后走向世界争取市场和资源。当今世界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是资源。如果说，上世纪的主要大国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市场短缺，本世纪主要大国发展的主要矛盾则是市场和资源短缺。
中国已从昨天的产品短缺、继而市场短缺转向现在的资源短缺。除市场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国际资源的需求和依存度也在上升。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就是这样。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早期也出现过这种问题，但它们用牺牲殖民地资源的方法来补偿了国内的社会问题。它们通过掠夺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方国家的资源来保护本国的环境。随南方国家的发展加快，资源不足的矛盾将日益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因此可以预料，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未来的世界如果不降低资源消耗，就必然会战争不断。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人类降低资源消耗的终极方式。世界资源“蛋糕”就这么大。发达国集团已瓜分完毕，新崛起的国家已饥肠辘辘。上世纪初美国冲破英国霸权走向东方，为抢占世界市场和资源。但就今天的中国来说，不能搞殖民地，怎么办呢？只有走出去抢占世界市场和资源。
英国是美
三、聚焦于地区性守成，不谋求世界性扩张
老一辈政治家的政治智慧需要我们后人认真的学习，毛泽东和邓公为中国制定了永不称霸的外交原则。世界扩张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是一条通往灾难之路。邓公曾给中国定下的未来五十年的发展目标是中等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将中国发展定位在“地区性大国”的层面，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要通过地区性的影响来实现。
历史上德国和美国的兴衰历程对未来中国是一面镜子。
德国百年国运的奠基人是俾斯麦。俾斯麦青年时的德国四分五裂，而法国又在拿破仑失败后一蹶不振。这为德国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时机。1862年俾斯麦任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主张“铁血政策”，用王朝战争和国际交叉联盟的方式实现德国统一。1866年开始并完成德意志的统一战争，成立北德意志联邦。这使当时的欧洲受到巨大的震惊。俾斯麦并未因此停步，借1870年法国对普鲁士宣战的时机，以优势兵力迅速深入法国，俾斯麦又乘胜挥师巴黎协助梯也尔镇压了巴黎公社革命。德国从法国获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并获阿尔萨斯和洛林大部分地区。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从1866年至1872年，俾斯麦仅用了六年的时间就使德国在统一中崛起，由此彻底改变了长期不利于德国的欧洲均势，确立了德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真正需要中国人学习的是俾斯麦在胜利后的地区性守成的外交政策。俾斯麦与当时大多数仍处在胜利亢奋中的德国人相反，认为德国胜利后的外交活动余地更加有限。他说欧洲国家“只能容忍德国的实力强大到不至于触犯其自身安全为限”。1871年后，俾斯麦意识到德国的扩张已达到欧洲列强可接受的极限，此后他坚持地区性守成原则。在欧洲大国间，他小心翼翼地采取维护俄德关系，稳定德、俄、奥之间的三皇关系。1882年俾斯麦利用英、法、意在地中海冲突的机会，拉拢意大利与德、奥形成三国同盟。1887年这个同盟又得到进一步续延。这时的他仅将强大的德国军力当作提高德国结盟砝码以及威慑潜在敌人的手段而已。他将德意志的强国地位限于欧洲地区，拒绝任何全球性的战略企图。总之，俾斯麦担任首相职务将近二十年，他企图达到的目的就是争取在政治上出现除法国外，各国都需要德国的形势。
俾斯麦的地区性守成的外交政策使德国国力迅速上升。十九世纪末，也就是俾斯麦辞职时，德国工业生产几乎赶上英国，在总产量方面甚至已超过英国。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使德国国内滋生了向世界扩张的冲动。这种冲动在威廉二世执政时期的对外政策中得到体现，为此俾斯麦于1890年辞职。此后德国大规模扩军，实行海外扩张的政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俾斯麦时期的地区性守成的外交成果已荡然无存，德国与奥匈帝国已四面楚歌。1914年德国利用萨拉热窝事件，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是德国在战争中全面毁灭；30年代末德国希特勒步其后尘，结果又是德国被强力肢解。俾斯麦外交的重要经验在于：国力只能用于国家可承受的并且是对国家有重要利益的地方。美国基
美国在二战以后开始步入世界性大国行列，然而其国运兴衰却与其追求世界霸权的政策紧密相关。二战后欧洲的衰落极大地突出了美国的地位。为控制整个太平洋，1946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制定“边疆”西移计划，但美国的这种扩张势头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受到严重挫伤。上世纪50年代美国出兵朝鲜并与中国交手，损失惨重；60年代中叶，法国从越南退出后，美国贸然进入中南半岛，结果又被拖在越战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此后国力开始在世界扩张中透支。1946年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为50%，到1970年下降为23%，1980年继续下降到21.5%.而与此同时，日本、中国等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快速上升。尼克松看到美国国力因其海外过度扩张而下降的现实，果断调整美国外交政策，结束越南战争，恢复与中国的关系。此后，美国国力开始回升，90年代初，苏联解体，但美国并未停步，于1991、1999、2001及2003年，美国通过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其军事力量插入海湾地区、巴尔干半岛及中亚地区，并于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打破原有的战略平衡，“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国际动态的改造——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今天的小布什似乎正在重蹈德国的覆辙。
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衰落的历史经验表明：地区性守成则国强，世界性扩张则国亡。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的国力，能经得住世界性扩张的透支。所以，今后不管中国发展强大到什么程度，都应谨记并遵循毛泽东主席制定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外交路线。2007-2-14 11:22:47
强国之路第二篇 改造国民性，重铸国民精神
引子：
中华男儿当为国家哭,更应为自己同胞的国民性一哭。
身体的成长规律是，骨头走向哪里，神经和肌肉就走向哪里，骨头前面是牙齿和指甲。人不管他多么高贵，没有骨头，没有指甲，只有肌肉，那他将一事无成。这个道理放大到国家也是一体适用。一个没有独立和健全民族精神的国家是不会真正强大的。
一个国家无论现阶段多么贫穷；无论遭受多大的灾难，只要其民族精神尚在，这个国家就会很快振兴。一个国家如果丢失了民族精神，那么无论它现在多么富庶，也会象建在沙堆上的摩天大楼一样轰然倒塌。
二战结束后，德国成了一片废墟。斯大林则预言：二十年后，德国会再度成为欧洲的霸主，因为日尔曼人的民族精神并没有在战败中消亡。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一位中国将军去日本军营看日本人在作什么，因为通常情况下没落的群体会陷入颓废和疯狂。他没有看到期望中的景象，却看到日本人正在教导小孩学知识，军营里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将军沉痛地走出了军营，因为他预感到自己的胜利是暂时的。
一、一切向钱看不应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
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中国GDP 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DP 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D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历史过了一百多年，现在中国再次开始慢慢富裕，但我们并不强大，尽管在国际中有了自己的独立主权。从上个世纪开始一百多年我们就是为这种自主命运在不停地奋斗，但只要我们没有战斗力，这种命运就不会因中国的富裕而得到永远的保障。历史反复表明，国际间的大规模财富转移本质并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的。这一点今天有人忘记了，有人说，生活富裕就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有很多是富国。例如中国、印度是被穷国（按GDP比较）英国打败的。他们的财富在欧洲人的大炮和利剑下在近代迅速流向欧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
众所周知的是，华人主宰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命脉。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的华人只有六百多万人，仅占印尼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三，可华人拥有的财富却超过百分之七十以上。国际关系理念是“经济决定国家的命运，未来的国际战争主要是经济战”，华人既然主宰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命脉，是否这些国家的内政外交应该是华人说了算？但是，整个南洋史确切地说是一部迫害屠杀华人的历史。
远的不说，最近的一个例证是公元一九九八年五月，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爆发了一场举世震惊的骚乱，在骚乱过程中华裔居民受到有组织的杀害；华人所拥有的数千家公司、工厂被砸、抢劫；全印尼共有数千名华人丧生，1000多名妇女遭到暴徒群体强暴，其中许多妇女或被活活烧死；在屠杀和强奸进行时，印尼警察都远远地站在一旁看热闹……。
在相当一部分国人心中：金钱可是万能的啊？其实主宰印尼经济命脉的华人群体根本享受不到平等的公民权。针对华人的歧视迫害在大屠杀之前就已成为印尼的一种时尚。世界上另一个古老的民族犹太人，这个民族的历史和南洋的华人有着惊人的相似。
犹太人自纪元一世纪在故土反抗罗马大起义失败后，在战火中逃出来的犹太遗民被迫背井离乡，向世界各地流浪，从纪元一世纪一直流浪到二十世纪，长达近两千年之久。
犹太人因为身后没有国家，在世界各地受尽欺凌。因为被排斥在主流社会和体面职业之外的缘故，犹太人被迫更多的从事非体面的低等职业。下流行业通常都能带来暴利，犹太人也因此很快富了起来，成为各地有钱人的象征，善于经商致富也成为犹太人最主要的能力见证。和南洋各国对华人的印象如出一辙。因为大量从事文明所不耻的行业，极大地损害了犹太人在各地的形象。在漫长的中世纪，包括英、法在内的整个欧洲都参与了迫害犹太人的行动，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一个接一个。更大的灾难发生在二十世纪中期，希特勒执掌德国政权后，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
犹太人在鲜血中反思出了一条告别屠杀迫害，找回民族尊严的道路，那就是不再把“生存”和“赚钱”作为主要目标，而是把反抗迫害、建立自已的国家，用生命去捍卫尊严公正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为达此目的必须重铸犹太民族的精神。
犹太人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努力在国际上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规定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于1948年8月结束，其后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面积14000多平方公里的犹太国正式诞生了。
截止2001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犹太人累计已达129人，其中医学奖45人、物理学奖31人、化学奖22人、经济学奖13人、文学奖10人、和平奖8人，占全球诺贝尔奖总数的三分之一。犹太民族总人口则仅占全球总人口的0.3%。除了在科学领域取得扭转乾坤的成就外，犹太人还纷纷进入社会上的体面岗位，逐渐争取到了和居留地人民相同的地位和权力；同时告别那些文明所不耻的“下流职业”，极大地矫正了犹太人的社会形象，成功地重铸了犹太人的民族精神。在今日世界，犹太人依旧是有钱的民族，但这些钱是靠勤劳和智慧挣来的，和一个世纪以前犹太人手中的钱有本质的区别。和华人在印尼一样，美国的犹太人也是以百分之三的数量占有百分之七十的财富，但两个民族在居留地的地位和形象有着天壤之别。犹太人的民族凝聚力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得到了空前的强化。犹太人在各地虽是少数民族，但却永远告别了被屠杀被迫害的历史。美国的犹太人虽然只有六百多万人，但却是这个国家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造成的政治压力常常能够左右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使历届美国政府不敢贸然疏远以色列。
南洋华人则坚定地继续自己辛酸屈辱的历史，继续成为任人屠杀宰割的“无助的羔羊”。当大屠杀的幸存者在同伴的血泊中站起来时，他们想到的不是反思灾难的根源，不是把命运和中国连为一体，而是想方设法把失去的钱赚回来。
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金钱和财富不是万能的！！民族精神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未来，其重要性远远大于经济。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出现了全民经商的热潮。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炎黄子孙把追逐金钱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贪官疯狂受贿；底层社会则不惜卖淫贩毒；平民百姓则多方寻找赚钱的门路；连最神圣的象牙塔也成了冷冰冰的交易场所，人文精神和学术氛围被赤裸裸的钱欲淹没……。当越来越多的人在不择手段地捞钱时，还有几个人在思索人生、国家、民族等严肃的主题？还有多少人在关注我们的民族精神建设。
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被“金钱”极大地扭曲了！中华民族的“金钱”梦该醒了！
二、爱国主义教育时不我待
中国人的强国之梦是从孙中山开始的。看看过去的历史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情景让人难受。前几年有一个东欧国家飞机出事，华人就被关到机场大厅，而西方人则都被送到宾馆，怎么说都没用。这两个事例告诉我们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道理：国家不强大，国民必定受人欺，你背后的祖国不强大，个人再富有在国外也有可能抬不起头，你的财产也可能得不到真正的保障。
让我们看看犹大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一次中东战争前期，阿拉伯联盟国家埃及、约旦、伊拉克等国出动大军对成立才一天的以色列发动全面进攻。处于初创阶段的以色列国防军力量处于绝对劣势，在阿拉伯五国联军的围攻下很快处于全军崩溃的边缘。海外的犹太人听说祖国处于危险中的消息，毫不犹豫地把积蓄拿出来，在短期内就酬集到了一笔可以装备几个机械化军团的巨大资金，全部用于购买先进武器装备，然后把购买来的庞大军火运往以色列。战争初期以色列国防军的装备不到对方的十分之一；战争后期以色列军队在装备上则占有压倒优势。以色列军队利用装备上的优势向入侵的阿拉伯联军发动反攻，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战争期间，海外的犹太人不但在金钱上慷慨解囊；还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拿起武器赶赴陷入战火硝烟中的以色列参加保卫母国的战斗。在通常情况下，人们都是选择远离战火的，所以陷入战争中的国家才会有那么多的难民外逃，在外敌入侵时人们有时逃得更快，等到战火平息后再返回家园。可犹太人的作法正好相反，在祖国处于危机中时不是逃离家园，而是勇赴战火与国家共存亡。
今天我们的祖国虽然也在不断的强化爱国主义教育，但我们思考后就会发现与其说是爱国的教育不如说是爱D的教育。纵观人类自有政D以来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政D可以自始至终的始终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以我想说：你可以不爱D，但不可以不爱国！虽然D现在也在讲三个DB，但国民需要的是行胜于言。这种爱D的教育最后反而弄巧成拙，看看自80年代中国公派的留学生，有近半数留在了国外，现在自费留学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他们大多数都留在了国外，我们的清华北大等名牌学府成了美欧等国的人才培养基地。这种人才的流失实际就是国家财富的流失，这难道不可悲吗？有朋友要说，科学和文化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如果在发达国家可以作出更大的成就为什么不可以，我也部分认同这种说法。但想一想，为什么我们的老一辈科学家钱学森等人要放弃美国优越的研究条件和重重阻扰回到祖国，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奉献出了一生的精力？虽然现在祖国还有许许多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虽然中国还不强大，如果大家都往国外跑，都只想着个人的一点点利益而没有爱国主义精神，祖国又怎么能强大呢？？
想一想，为什么犹大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要共赴国难？以色列人知道失去国家，就几乎失去了一切。犹太民族发过财，但钱并没有买到幸福的命运。真正想念祖国的时候，是人们在海外处境最悲惨的时候。在希特勒集中营里的那些犹太人对国家的渴望程度是今天我们这些青年无法想像的。如果大家还认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那就请看看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起因并体会一下今天伊拉克人的心情！！看看这些发生在历史和眼前的实情，我们就会对国家及国家利益有更深切的认识。 2007-3-1 21:21:40
三、实事求是不应成为历史
历史上的宋王朝衰败给中华民族一个大刺激，此后中国文人中再次兴起实事求是的学风。宋末有“器”和“理”关系的争论，“器”就是“实事”，理是“是”。后来，中国文人开始讲究学以致用。王阳明是明代出现的重要人物。他的特点是学以致用。他是哲学家，还带兵打仗。从此以后知识分子有了学以致用，不尚空论的特点。王阳明之后是王夫之、顾炎武等，他们都是大学问家同时又习兵尚武，这种学风在中国湖南扎下了根，影响到曾国藩，张之洞，乃至后来的毛泽东。时势造英雄，这是一个群星灿烂，英雄迭出的时代，而造就这些时代英杰的就是实事求是和学以致用的学风。
五四时期，中国国家灾难深重，北京大学不自觉地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摇篮。那时候北大讲“兼容并蓄”而不是实事求是。不太讲问题，只讲主义。胡适主张少讲主义，主张不要脱离中国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谈主义。胡适的思想来源是其美国的学术导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当时青年毛泽东深受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湖南的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即王夫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影响。毛泽
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率军开进井冈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谈的就是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经过三十年代的失败，党到延安后，毛泽东提倡改进学风，要杜绝学术空论，要讲实事求是。延安整风后，党的学风转向调查研究和讲究实事求是，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从三十年代的失败渐入胜利。
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爱说漂亮的空话。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更不能靠八股文来支撑。这种八股文说来说去等于什么都没说，甚至于还不如不说。ZF的工作报告中和主流媒体也是只报喜不报忧，尽是罗列一些美丽的数字。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只注重GDP的高歌猛进，大跃进式的房地产业增长，银行业置国家金融安全于不顾飞奔着去海外上市，只重外资的引进数量而不重质量，汇改、股改的冒进，国企、教育、医疗、社保改革的轻率，这些都反应了实是求是已经从相关决策者的词典中消失了。
历史经验表明，不讲实事求是的国家和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
四、信用不仅仅是道德问题
下面是我转的一位旅美华人在美国的经历：
“几乎所有公共场合，凡有老人或儿童减价优惠，均无需出示证件，全凭你金口一开，人家就信了，哪怕有的老人长得很年轻，或有的儿童看上去颇高大。人家这样信任你，再去撒谎或冒充，真是件很可耻的事。正因为这样，当有一次带女儿参观某博物馆（售票处注明6 岁以下儿童免票，而我的女儿刚满7 岁），售票员微笑着问“孩子几岁”时，我稍一犹豫，还是如实说“7岁”并照章购票。后来我甚至为自己那一刹那的犹豫而脸红。有一次去某大商场复印一本书，200 多页图书印完去结账，收银小姐并不查验所印页数，只凭你自己报的数字收款，没有人怀疑你会虚报少交。多年来，由于国内邮局对信封规格要求愈严和电话电脑的普及率愈高，加上有几次投递丢失、拖延和来函上精美邮票不翼而飞的经历，我与邮局打交道已日见稀少。不料到了美国，每天离不开邮政，几乎每天都收到邮件，其数量之巨，大概要超过我在国内近10年私人邮件的总和。很多看上去极其重要的东西，美国人都是用一纸平信送达，且万无一失。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尽管美国邮局分检信函早中国多年实现了自动化，但美国人寄信用的信封依然五花八门，小到巴掌、大到4 开报纸的信封，我都收到过。一些美国人为了寄一些特殊的感谢卡或纪念卡之类，还常常自制信封也照寄不误。如果你在信封里鼓鼓囊囊地揣些东西，例如胶卷、唱片，竟也能寄出。我在美国先后冲印过近20卷胶卷，全部是用信封寄出并收回的，尽管信封里装一二只胶卷，简直有些滑稽。由于既可以省去到超市送取胶卷相片的麻烦，又能节省些费用，很多美国人都喜欢用这种方式洗印照片。和一位美国朋友谈及此事，她认为这很正常，说你一旦交邮，就是对邮局的信任，只要地址写对邮资付足，邮局一定会受理。不仅信封五花八门，信封内还常常包含着很重要的东西。到美国的第二天，我就去申办社会安全号。这社会安全号可是在美国生存不可缺少的物件，收入、纳税、有无犯罪等各种个人记录都与之挂钩，雇佣无安全号的雇主将被视为违法。到学校听课、办医疗保险、考驾照等等，也都会被要求填写社会安全号。这么重要的东西，他美国人也是一纸平信寄出，并不需要签收。还有驾照，这是美国除了公民证、绿卡之外最硬的个人证件，因为通过驾照上的信息，警察可以从电脑调出包括你出生、国籍、住址、社会安全号在内的一切个人记录。怀揣一个驾照，你就可以出入一切场所，包括乘飞机。如此重要的驾照，也源自一封无需签收的邮件。诸如此类还有银行支票、汇票、银行卡、信用卡、借书证、账单等。美国的家庭信箱，通常竖立在马路边上，且均不上锁，邮件放在里面等候邮递员来取。但依我个人及我认识的所有朋友的经历，无论多么重要的邮件，从未丢失。起初我将胶卷放入信箱还有些忐忑（重要的胶卷一旦丢失，损失将永难挽回），后来也就坦然了。一年内我先后寄出约50张付账的支票，张张安全。”
与个人信用相比，美国公司之间的商业信用更加重要。一家公司一旦言而无信或欠钱不还，将很难再在商界立足，甚至其商业生命将因此而终结。反观国内司空见惯的三角债现象、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屡禁不绝且愈演愈烈。
当你拿到一张百元大钞时，你的第一反应就是用手捏捏或对着阳光看看是不是假钞，去菜市场买菜时你会担心卖菜的会不会给你缺斤少两.......，这些都反应了一个什么问题？这就是现在国人普遍信用缺失。信用危机已经不是一个名词，他是我们现在实实在在要直面的问题。国企的MBO成为职业经理人中饱私囊的工具，股市成为国企脱困圈钱和无数赌徒的游戏场，连一点起码的道德都没有的权力资本洗劫国民。政府的对内改革使政府对人民的信用渐渐丧失，汇改使政府在国际上进一步破坏自由所剩无已的信用，当年朱RJ建立起来的汇改信用损失殆尽。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政府信用在市场中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是大市场小政府的经济，政府建立了一套套公平的游戏规则，让市场的主体在游戏规则的约束下尽情的发挥，政府只是发挥监管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监管的作用，是必陷入权贵资本的泥坑。在市场中，政府是用非行政的货币、财政等经济手段调节经济，因此政府信用将具有主导作用，如果政府没有信用，如果不取信于民，你将如何用经济手段来引导人民的市场预期，你将如何调节经济？
所以，信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人道德的问题，在一个信用缺失和没有信托责任的社会里将显著的增加社会的交易成本，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是不可能长远发展的！！一个没有信托责任的民族和国家也是不可能真正强大的！！
五、改造国民性，重铸国民精神事关国家的兴衰
在企业管理中有一句很酷的话：我只重结果，不要谈什么过程。这种管理的观点初听起来有道理，然而却经不起推敲：人的思想决定人的行为，行为形成过程，过程决定结果。如果你不纠正他错误的思想，说100遍我只重结果不要谈什么过程，也很难达到你的预期结果。这个观点放大到民族、社会和国家也一体适用。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适当的软件，再好的硬件配置也无法帮助一台计算机完成预期的任务。同样，在一个组织或国家当中，如果软件部分没有到位，硬件部分也无法真正发挥作用，这个软件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人的思想和精神。所以，在当今的中国，我个人认为，现在一个很重要但往往被人忽略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思想拔高，即改造国民的思想，重铸国民精神，塑造诚信、自由、民主的现代公民精神。改造国民性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其重要性就如同现代企业需要良好的企业文化建设一样。而这一点却是我们改革至今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非常重要和迫在眉睫的大事。
历史告诉我们，民族精神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未来，其重要性远远大于经济。
清朝末年，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并派出大批留学生去学习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改造国民性，重铸国民精神。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今天我们要想真正的国富民强，除了学习西方列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造国民性，重铸国民精神，塑造诚信、自由、民主的现代公民精神。
上面谈到的是我认为最重要和最紧急的方面，其实改造国民性会涉及更多的方面，但限于篇幅和我个人的知识面只能谈这么多。中华民族的优点我们可以脱口而出，然而今天关起门来，我谈了这么多，更多的是揭示国人的劣根性。说了这么多，只能说恨铁不成钢。我也希望祖国更强大，希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汉、唐雄风。然而希望终归是希望，只有先认清自已的缺失，并立而改之，我们的希望才会真正的变为现实，而不是流于梦想。
而政治改革、完善的法制化建设、公平的游戏规则的建设、体制之恶的消除，这些都是改造国民性，重铸国民精神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因为人非圣人，人都有私心的一面，没有严刑峻法的监管、没有公平的游戏规则的约束、没有良好的体制做保障，就不可能塑造诚信、自由、民主的现代公民精神。而这绝非朝夕之间之事，西方列强的法制化、公平规则的建立和有效执行，有效体制的建立基本上都经历了至少几十年的历史。所以，在下面一篇《开明专制，末法之世当用重典》， 我会谈谈民主、专制、宪政、严刑峻法的监管等思想。2007-3-8 11:50:29
强国之路第三篇 开明专制，末法之世当用重典
引子：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乔治•W•布什
一、开明专制
89年那一场**风波，中央非常果决的动用军事力量迅速的平息了一场可能到来的大范围的风爆。当时新加坡前总理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改革开放后，中央不断放宽管制、下放权力，民营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地方ZF的权力迅速扩张，它们不但掌握政治、司法大权，还掌握了社会经济，ZF掌握了绝大部分财富和经济命脉。任何社会力量都无法与ZF相比，也就没有力量制约ZF的公权力的恶性膨胀，腐败也就越发严重。地方ZF日益坐大，中央的控制日渐失灵，“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政策得不到执行，机构精简进行了很多次，但总是越减越多，目前中国的官民比例已经达到1：18。没有社会力量能够与地方ZF匹敌，也就没有力量制约它们，这就导致了机构恶性膨胀，各个以谋取私利为目的的所谓部门利益急剧扩张，行政费用以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的速度增加，腐败空前；巧立名目，不断敲诈工商业者和普通民众，民营企业生存环境日趋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分化不断加剧。整个社会在不断走向官僚资本主义。
最高统治者考虑更多的是政权的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越往基层的ZF，考虑更多的是小集团利益。基层ZF的腐败就尤为严重。在现阶段的中国，中央ZF和地方ZF的较量，决定了国家的治乱。前者占了上风，国家就会走向治；后者占了上风，国家就会走向动乱与分裂。
二、为了实现民主，必须要先下山，然后再上山
解决中国目前的政治问题的关键不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是中央ZF与地方ZF角力的问题，因为民主实质上是力量对比均衡的产物。除了中央ZF，社会上还没有任何其它力量能够与地方ZF较量、与之均衡，这时候主张民主不过是纸上谈兵。当前的中国要想有一个能够稳定、发展的环境，就必须大大削弱地方ZF的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ZF的控制能力，实行中央集权制。
中国目前要搞激进的民主（全民普选），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自由和民主的结果，将是中央ZF的权威和控制力极大地削弱，而中国绝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地方ZF和中央各部委、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手中，权贵资本将会更疯狂的攫取国民的财富，贫富分化、失业迅速加剧，中国将迅速的彻底拉美化并走向分裂和动乱。
现阶段不是说实行民主老百姓就能获得财富和权力，中国现在的现实是财富是按权力来分配，权力都掌握在各个地方ZF和既得利益集团手中。掌权的是地方官僚、官僚资本、跨国公司、司法系统、黑社会，国有银行。如果现阶段实行民主，绝大多数中小民营资本也获得不到权力；普通老百姓不但获得不到权力，而且将更加贫困化。中央ZF的削弱，将使腐败更加严重。社会状况急剧恶化，将导致社会动乱。现在社会中的财产分布相当集中，贫富分化太严重，占绝大多数的穷人没有力量与富人抗衡，哪里会有民主？
民主在山顶上，我们现在必须要先下山，然后再上山，才能达到我们所要的民主的目标。
所以，首先要加强中央的政治集权，加强中央的调控力，中央必须收回司法权，建立独立于地方ZF的司法系统。不再受制于地方ZF。其次，由中央政府推动尽快完善公平的法制，加强法制化建设，建立严刑峻法，真正实现以法治国。再次，在法制化逐步完善的同时，经济上民营化，使国家所有制经济转化为民营经济。创造一个相对廉洁的环境，使民营经济能够得到发展，同时促进就业，加快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化。第四，在法制化逐步完善的同时，要充许新闻自由，允许私人办报、建立电台、建立出版社，有了新闻自由，就会形成强大的监督力量，使腐败大大收敛。开放言论自由鼓励媒体和言论开放、充许人民自由结社建立自由博奕的公民组织可以限制地方政府权力的无限制扩张、有效的制约权力的滥用，防止地方政府限制社会监督权力和民间言论自由的现象，并进而逐步建立制度化的官员问责制度。
以上四点是有先后主次之分的，在没有加强中央的政治集权和基本完成法制化建设之前大跃进式的民营化，只会导致权贵资本控制中国，贫富分化更严重。所以中央的政治集权和法制化是民营化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法制化只能靠强势的中央ZF来推动。中国的社会现状是金字塔式的结构，社会财富和权力集中于少数的权贵阶层，广大底层国民被边缘化、贫困化。西方实行民主议会的国家社会状况是橄榄状，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绝对的富人和贫困人口在两头占少数，而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广开民智和法制化就是民主化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所以，最主要的是按照先法制化、再民营化的改革顺序使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同时放开舆论监督、广开民智，这才具有了民主的稳定基础。否则，空喊民主而不知道民主之所依只能是一事无成！
英国、法国十二、三世纪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王权不断强化，十五世纪实行中央集权制，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顺利发展，这才有了十八世纪的民主革命。德国的强大也是靠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实现国家统一、中央集权和法制化后才实现的；法国和德国的法制化是在拿破伦和俾斯麦当政时开始完善的。拿破伦法典奠定了现代法国法制化的根基，揭开了世界法制化崭新的一页，拿破伦法典的历史作用远远超过了拿破伦的赫赫战功，所以拿破伦的影响和功绩不仅是历史的，更是世界的。没有这一步法制化过程，就不可能有今天强大、民主的法国和德国。台湾没有蒋经国的集权统治，也不会迅速的实现工业化。如果意识不到这点，没有法制化就迅速的实现民主，结果只能是现在的菲律宾，菲律宾是全盘引进西方民主、议会、选举制的国家，可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法制化他却没有导入。
三、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最终实现宪政
1986年邓公就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现在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体会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惯彻”，“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二十年过去了，历史证明了邓公的论断是何等的正确。因为我们没有改革政治体制、没有随着经济的改革完善法制化建设，现在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得到保障，正在越来越深的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实现以法治国、实现宪政。从西方宪政国家的宪政理念出发，我们可以对我们国家的目前政治环境作出一个大概的比较，西方宪政国家的公民崇尚“主权在民”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我国的绝大多数公民崇尚官本位主义。这种官本位主义的理念又与中国古代皇帝的绝对权威和儒家文化占据我国的绝对统治地位有关，那么我国要从官本位主义非宪政理念向“主权在民”宪政理念的方向变迁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统治中国近二千年的是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而不是孔子的儒家思想，那么今天的中国肯定会比现在强盛很多。西方宪政国家的ZF是选民的ZF，所有的ZF是公民的，而我国的ZF是上级任命的ZF，所有的公民是ZF的，这表明西方宪政国家的公民和ZF的关系是独立和平等的，则我国的公民与ZF的关系是依附和不对等的。更加不同的是西方宪政国家的ZF是对选民负责，而我国的ZF是下级ZF对上级ZF负责。从以上这些主要的比较分析的差异来看，我国的政治文明的确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但未来的世界发展潮流又迫使我们不得不在这条充满着艰难的道路上勇往直前。2007-3-13 16:06:19
四、从西方列强藏富于民、以法治国来看中国法制化的必要性和可以选择的道路
从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的近100年间是欧洲工业革命时期。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是历尽劫难，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下，类同于今天中国的“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层出不穷。我们股市今天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在英、法、美等国都曾经经历过。在1721年到1723年之间在法国发生了股市崩盘，叫做法国密西西比泡沫，英国的叫做英国南海泡沫。18世纪的英法欧洲股市也存在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借银行钱炒股的本质。我们今天在中国股市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发生过。欧洲三次金融危机之后，英国法国ZF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关掉股市，法国由于很多公司向银行借钱炒股票，所以法国ZF禁止银行这个词禁止了150年之久。
在欧洲股市崩盘后若干年后的1776年，一位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一部经济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国富论》。《国富论》除了讲了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外，另外一个重心就是讲了如何让一个国家富强：为了能够使国家富强必须让信托责任控制这个国家，实现还权于民、藏富于民，而不是为权贵阶级所控制，这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相应的一个新的法制系统来规范社会秩序，而不是为权贵阶级所控制。英法等国ZF研究并接受了这一思想，并把这个民间的思想成为主导国家政策发展的方向。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列强。
《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描述了和1720年的英、法的《泡沫法案》中一模一样的现象，就是官商勾结、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把股价炒得很高，而导致了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总市值由当时的890亿美金跌到了150亿美金，可以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末路。
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40年代的半个世纪时间是整个美国法治化完成的时代。整个工程非常浩大，就根本目的就是化解劳资冲突，规范经济个体的市场行为，避免权贵资本持强凌弱。美国1890年制定了《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就是反信托基金。因为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和权贵阶层法。美国罗斯福ZF面对1929年的大股灾，制定了《美国证券交易法》。这部法律就体现了“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定要以民为本”，更具体地说必须要藏富于民的核心思想。为了达到藏富于民的目标，美国以宪法而非一般的联邦法赋予证监会执法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中小股民，它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执法权力几乎是无限制的。为了达到保护股市、保护中小股民的目的，美国的证券法几乎达到了苛刻的地步，其中有一条叫辨方举证。什么叫做辨方举证？人是假设无罪的，除非你证明他有罪，这成为了任何一个国家刑法判案的标准，这是我们所理解的法学常识，但是美国证券交易法是不一样的，当证监会监控到你有操纵股市的嫌疑后，就向你发传票，你除非证明你清白，不然就是有罪，你如何证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去看看纪录片大国崛起中讲述美国崛起的第11集《危局新政》，相信你对于我说的这段会有更深的理解）。
另一个案例是《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90年代美国爆发安然丑闻——这个曾是美国第七大上市公司因财务造假而宣告破产，成为美国当时最大的破产案。加上其后的世界通信公司会计丑闻事件，彻底打击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美国《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紧急出台，该法第一句话即为：“遵守证券法律以提高公司披露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保护投资者及其他目的。” 美国总统布什称该法案是“罗斯福时代以来，有关美国商业实践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美国上市企业也抱怨，严苛的财务管理制度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美国股市的健康发展。
早期的美国也是一个信用缺失的国家，类似于中国的今天骗子横行。100多年前的美国市场处处充满活力和商机。美国市场上圈地热潮、淘金热潮等一浪高过一浪。冒险家们的发财故事吸引着更多的欧洲冒险家纷至沓来。在后来者眼里，北美大陆上多的是机会、资源，缺的是资金。于是，北美人带着一个个项目的蓝图跑到欧洲去，到伦敦、到巴黎，去介绍他们的项目。同样狂热的欧洲富豪把钱大笔地投入。很快，这个链条就变成了一个用纸片换钞票的骗子游戏。骗子的行为很快就被看穿，欧洲富豪们不愿再掏钱，真正的开发者也拿不到资金。这时，花旗银行等一批银行站了出来。他们在美国对开发商的计划进行审核，然后出具一个担保函。有了这些银行的担保，真正的开发商又获得了他们需要的资金。开发商要通过花旗银行的调查，就要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信守承诺。真正想做大、做强的企业也逐渐明白：只有诚信经营，才能得到投资商的青睐。这样现代信用体系由此诞生。信用体系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严密的法律基础做支撑。以美国为例子：美国信用管理的相关法律有《公平信用报告法》、《平等信用机会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公平信用结账法》、《诚实租借法》等16项法律，这些法律构成了国家信用体系正常运转的法律环境。与信用调查密不可分的是信息的公开，否则信用调查无从展开。为此，美国颁布了《信息自由法》、《联邦咨询委员会法》、《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美国国家安全法》、《统一商业秘密法》、《隐私权法》。这一系列的法律条文，一方面保证了与信用信息有关的信息披露的公开、透明，另一方面又在法律上理清了公开曝光的信息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秘密的关系以及区别。从而使信用调查机构合法地获得大量的信用信息，同时为将来予以批露铺平了道路。
在当今的新加坡，其国土面积才几百平方公里，不到上海的十分之一，人口不到500万，相当于上海的四分之一强，但是其国民生产总值是却比上海高出近百亿美元，产生这一巨大差距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应该是新加坡有全世界最健全的法制，关于诚信方面的立法，新加坡的规定是很多中国人根本无法理解或者根本无法接受的，例如欠帐不还者首先要入穷籍，另外就是不能身穿华丽衣衫，不得进行高档消费，否则情节严重者将面临一年牢狱之灾。新加坡被称为花园城市，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青少年犯罪执行鞭刑的国家，鞭子打到腿上后留下的疤痕会跟随受刑者一生！！
对当前的中国来说，现在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法律，只有使用这样的法律才能重塑国企高管和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才能构建健康的股市。这样才不会出现琼民源、银广夏、蓝田股份、科龙电器、华源股份等一批又一批的财务造假企业，也不会有这样大胆的房地产企业。法制化建设是最重要的，因为当法制化建设形成以后才能够形成一套制度化的游戏规则。而这个游戏规则是用来规范ZF及每一个个人的行为的。只有在每一个都被规范了以后，才不会形成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只有在游戏规则建立起来以后，中产阶级才能够兴起，等中产阶级真正的兴起以后才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以
所以，只有强有力懂得游戏规则的中央ZF，只有完善严刑峻法和体制来监管市场的ZF，只有以民为本、实行藏富于民政策的ZF，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才能保证我们的国家的长治久安。
五、从经济学的角度试论当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缺失
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了一部经济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国富论》，亚当.斯密在这部巨著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国家应该采取自由市场的经济模式、让看不见的手来调控经济，并最终实现国富民强。因此亚当.斯密和其后的李嘉图等人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学派。在18、19世纪，英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列强的当政者以工业革命为基础，并采用这一经济思想发展经济，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19世纪中期后，这种完全依靠市场供求这只看不见的手并缺少必要的监管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的弊端，越来越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此相对应的，美国ZF在50年代通过各种方法提倡新自由主义学派。而这个学派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分别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其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得曼和哈耶克，他们两人都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们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理念，就是只有自由竞争经济才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计划经济所达成的财富重分配的制度是他们所反对的。
国内当前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学派，他们在国内高歌猛进的推广的就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派其中的一部分思想:实行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全面的民营化。其实，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在提倡自由竞争经济的同时，也提出了法制化和严刑峻法的监管是自由市场经济必不可缺的一部分，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学派的重要区别之一。同时，从新自由主义学派思想产生的现实环境来看，美国ZF从19世纪末开始，已经进行了法治化建设，自由经济已经完全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这些法律不仅规范了经济体的行为，也规范了ZF的行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去看看纪录片大国崛起中讲述美国崛起的第11集《危局新政》，相信你对于我说的这段会有更深的理解）。因此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ZF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在这个游戏规则下，经济的个体能够充分的发挥创造力，创造财富。经济个体所创造的财富也不会是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劳工而得的。因为有法治化的社会秩序。国内新自由主义学派没有看清楚这段历史的事实，没有考虑到这个前提，没有审视过当今中国的现实环境，就盲目的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想，准确的说是导入了这个学派思想的一部分。由于中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法治化建设，因此才会导致权贵资本洗劫中国。
六、开明专制，末法之世当用重典
所以，现在的中国急需的是加强中央政治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建立强势的中央ZF。然后由中央ZF主导进行全面的法制化和公平的体制的建设，并最终实施宪政。在法制化建设的同时，放开舆论，充许自由开放的思想交流，要充许新闻自由，允许私人办报、建立出版社。有了自由开放的思想交流，才会实现思想的复兴和民智的开化，而这些都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开放言论自由鼓励媒体和言论开放、充许人民自由结社建立自由博奕的公民组织可以限制地方政府权力的无限制扩张、有效的制约权力的滥用，防止地方政府限制社会监督权力和民间言论自由的现象，并进而逐步建立制度化的官员问责制度。当法制化建设形成以后才能够形成一套制度化的公平的游戏规则，而这套法制和规则是浸润了自由、平等、公正、博爱的思想的法制和规则。这个游戏规则是用来规范ZF及每一个个人的行为的。只有在每一个社会主体都被规范了以后，才不会形成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这时候才能做到公平，这个公平并不表示要平均化，这个公平是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这个公平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也就是要公平以人为本的公平。
所以，当最终的严刑峻法建立起来后，也就是公平的游戏规则建立起来以后，再进行全面的民营化，这样才能实现藏富于民，这样中产阶级才能够兴起，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广开民智、思想复兴的历程。等中产阶级真正的兴起以后才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这时候才会真正的实现国富民强，真正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附注：本篇中我所说的民主是重心落在议会制、全民普选的狭义的民主概念，我所说的现阶段不应导入民主，也是指这个概念的民主）2007-3-20 13:43:33
第十二篇 对于改革纵横谈这一系列文字的几点简单说明
1、我所论的危机的重心
我这一系列文字中所谈的危机重心在金融和经济危机，近几年发生政治危机的可能性比较小。如果有政治危机也应是我前面说过的，是从上而下的，而不是从下而上的形式。
2、危机爆发的时间点
我第8篇里说的农历07年下半年爆发危机是根据我那篇里提到的房地产业的崩盘这个导火索来做的判断，并且是根据现在的情况来判断的。当然，最终的判断方法是动态的根据我那篇里说的那几个依据。这个时间临界点当然是很难判断的。但我相信房地产业三年内会崩盘、换句话说我认为三年内（最迟09年）发生大萧条是肯定会发生的。
如果根据RMB升值和外贸情况这一依据来判断，那么这个临界时间点应该要到08下半年或09年以后了。
3、各因素的内、外因关系
导致现在这种局面和危机产生的当然是因为首先我们的国内经济和社会出了大问题，这是内因，是根本原因。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就是这个道理。
热钱也好，美国也好，他们只不过是顺势而为，只是外因。
所以，美国大幅提高利率只是外因（当然美国大幅提高利率这一事件的发生也有条件，下面我会有说明），只是加剧（注意是加剧）这个危机，没有这个条件危机也会发生。
4、危机的严重性
至于将出现的危机的严重性程度我现在也不能给出准确的量化的描述，我只能给出这个危机或说萧条今后几年一定会出现的定性判断。我在第8篇里最后一段描述的仅仅是可能的最糟的情况，所以实际上即使发生经济危机时也有可能不会有如此的严重，因此在那里我用了“我大胆预测的可能最悲惨一幕”这一批注。
5、美国07年内提高利率的可能性有多大
美国大幅提高利率发生的条件是什么？
1）、美国经济没有进入下行通道或说没有衰退的现象出现，否则，美国大幅提高利率只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种事美国不会做的。
这个条件是否能满足？美国公布的06年第4季度经济增长率是3％多一些，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悲观。这个数字对于美国已经是比较好的经济增长率了。所以现在来看是完全满足这个前提条件的，到下半年是否满足只有到时再看了，毕竟其中的变数太多。
2）、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促使它提高利率的因素，这就是美国经常项目的逆差引致国际收支不平衡，这时美国只有用提高利率引起资本项目下的进帐来实现国际收支趋向于平衡，从而来支撑美元短期内的强势和形象。
第三点也是我一直提到的，就是通过提高利率引爆中国的房市、股市和中国的经济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
上述三点是美国近一两年提高利率的重要可能因素，而且现在来看这些条件都基本具备。至于半年或一年之后前两点是否能满足，那只能到时再论。
最后，美国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政策不同的是：他是盯通涨而不是盯经济增长的利率政策。虽然他的房市不太景气，但现在美国的通涨压力仍然存在，经济基本面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差，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谁轻孰重现在尚难以定论，这也是市场上对于美国近期基准利率走向有争论的根源所在。这一点也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
6、股市
关于股市的观点，除了那篇股市的主体帖外还存在于对各位朋友的回复中，所以请全面了解不要断章取义。下面是我
我下面的论述有两个前提：
1、今年RMB升值不超过5％。
2、房地产不蹦盘
上述两点可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今年大的经济不会有危机，如果有危机很明显股市会随之狂跌，这是很明显的道理。至于这两点是否今年能满足请看我本帖其它部分的论述。
在以上条件满足的前提下，影响股市的技术层面因素是股指期货的推出。下面是我的预测：
股指期货推出时间：应在年中左右
股指变化情况：推出前国内A股将高位大幅震荡行情，在股指期货具体推出时间确定之后，再拉一个大幅上涨，推出前将升过3000点；股指期货推出后，指数下跌，而且是大幅下跌，应至少下跌1000点，估计探底至1500点左右；随后会再创一个牛市行情，再创年度新高，上证指数有可能再升至3000点，而且在升的过程中会有大幅的振荡。如果证监会监管有力，可以使得震荡幅度降低，但证监会监管力度肯定会是苍白无力的。
另外，如果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扩大（这一点今年很可能出现），资本项目开放进一步加大（这一点今年也应出现）。那么，上证指数最高将可能上涨到3400点或可能更高，但2008年肯定会大幅下跌。
这个趋势是由股指期货的本质决定的，现在已经存在巨大的做空空间，股指期货推出后资本大鳄为了获利必将做空股市。因为一个缺乏有效监管的资本市场必将沦为赌场，股指期货是一把双刃剑，在有效监管下可以用对冲来规避风险，在缺乏有效监管时会成为资本大鳄兴风作浪的工具。到股指期货推出后，长期来说资本大鳄根本就不用出货，可以一直在股市中，操纵股市的大幅振荡并利用股指期货来获得巨利。所以最终结果是，无论股市是涨还是跌，资本大鳄都可以获利。小股民只能成为殉葬者。
我只所以提了两个前提条件，就在于界定在股指期货推出前是否会发生全局的经济萧条或说危机。这个萧条我认为会由房产或热钱的撤资来引爆，而热钱的撤资也会引起房产的崩盘，所以最终我用房产是否会崩来界定。
如果在房产崩盘前推出股指期货，沪指肯定会上3000点。
如果房产崩盘前没推出股指期货，沪指是否会上3000点还很难说。
但无论怎么样，都会有个巨烈的振荡过程，其实现在就正在振荡。
现在股市的泡沫是很大，但由于过剩的流动性和热钱的不断的涌入，以及股指期货的将要推出，现在这个泡还不会破。
何时会破？热钱撤离时会破，或说经济大局大萧条时会破；另一个判断点是央行大幅的紧缩银根时会破。
热钱的撤资、楼市与股市的崩盘会几乎同时发生，当然时间上有先后顺序。我在第8篇有详述。
7、各篇之间的关联
虽然每篇都可独立成篇，但各部分之间又相互关联。对同一个因素的论述在不同的章节里有不同的偏重，所以各篇文字联系起来后才能更清楚了解我对某一问题的看法。
如：热钱这个问题，在房产篇重心落在对于房价的炒作和拉高上；在汇改篇重心落在对金融、汇率的可能冲击上；在股市篇重心落在对股市的操纵和兴风作浪上。
8. 对强国之路三篇立部分的说明
中国社会有中国的特色，现在的各种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更是政治、社会、思想、道德、文化等等系统性问题，不管是因为有意还是利益集团的博奕，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各种达不到目标的政策的出台以及被大打折扣的执行力。也就是说，现在政府的调控政策就如同西医一样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是越医越重。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从宏观战略层面用中医的方法才能根本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就是要必须把大的环境治理好，把公平的游戏规则建起来，把体制之恶消除，所以任何囿于某一方面来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都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因此，三农问题还要跳出三农范围之外来看，金融、股市、汇改问题要先放在宏观社会大环境下进行审视和思考，国企、教育、医疗、房地产业问题也要有全局的眼光才能解决。所以，我在强国之路篇提出的思想不是对某一方面的看法，而是从全局和总体上的一个思想、思路和战略，这也就是我说的中医的方法。
当然，我不是说只要中医的方法就不要西医的方法了。我认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会更好，我的本意是指现在在没有中医的方法实行之前采取纯西医式的方法只会使问题更糟。所以，应先用中医解决全局问题，再用西医的方法解决局部问题。用中医的思想、西医的策略和方法相结合来解决现在的问题。
我在强国之路三篇里要谈的正是我思想里的系统性方法，而不是针对某一方面某一问题的解决方案，更不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困境的良方。我的强国之路的思路，也是讲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和思路，是富国强民之道，而不是解决当前危机之策，因为至少现在从我的层次上看，这个危机本来就难解。
中国正在崛起，而正在崛起的国家有的最终成长为世界性的大国，也有的功败垂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在《从西方列强的兴衰看中国可选择的发展战略》中，我们来研究西方列强兴衰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发展，是有益的。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炎黄子孙把追逐金钱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贪官疯狂受贿；底层社会则不惜卖淫贩毒；平民百姓则多方寻找赚钱的门路；连最神圣的象牙塔也成了冷冰冰的交易场所，人文精神和学术氛围被赤裸裸的钱欲淹没……。当越来越多的人在不择手段地捞钱时，还有几个人在思索人生、国家、民族等严肃的主题？还有多少人在关注我们的民族精神建设。但是，身体的成长规律是，骨头走向哪里，神经和肌肉就走向哪里，骨头前面是牙齿和指甲。人不管他多么高贵，没有骨头，没有指甲，只有肌肉，那他将一事无成。这个道理放大到国家也是一体适用。一个没有独立和健全民族精神的国家是不会真正强大的。一个国家无论现阶段多么贫穷；无论遭受多大的灾难，只要其民族精神尚在，这个国家就会很快振兴。一个国家如果丢失了民族精神，那么无论它现在多么富庶，也会象建在沙堆上的摩天大楼一样轰然倒塌。金钱和财富不是万能的！！民族精神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未来，其重要性远远大于经济。所以，我在《改造国民性，重铸国民精神》中来谈谈金钱观、爱国主义、实是求是、信用道德等国民精神重铸的问题，因为，改造国民性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其重要性就如同现代企业需要良好的企业文化建设一样。
没有政治改革，没有完善的法制化建设，没有大的环境的改善和治理，没有把公平的游戏规则建起来，没有把体制之恶消除，经济改革的成果也最终会流入权贵的腰包，中国经济最终为沦为权贵资本主义而不是公平的市场经济；同时，这也是改造国民性，重铸国民精神的前提条件，因为人非圣人，没有严刑峻法的监管、没有公平的游戏规则的约束、没有良好的体制做保障，就不可能塑造诚信、自由、民主的现代公民精神。而这绝非朝夕之间之事，西方列强的法制化、公平规则的建立和有效执行，有效体制的建立基本上都经历了至少几十年的历史。所以，最后一篇《开明专制，末法之世当用重典》， 我谈了民主、专制、宪政、法制化的完善等思想。
我们虽然可以在网上骂，发泄自已的愤闷，但冷静下来还是要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靠骂来实现国富民强。在我们的邻国印度，一位具有伟大人格魅力的修女德蕾莎说过一句话：“让我们怀着一颗伟大的心来做细小的事情”。今后，就是需要我们每个人用这种心态来做事的时候。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多承担一些责任，如果我们能够每天进步哪怕是一点点，那么就会逐渐的影响周围的人也积极进步和行动起来，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会仅仅是个梦想。所以，在这三篇强国之路之后，就是结束语《肩负起我们肩上的责任》。
最后，前8篇立意为一破字，后面三篇是立的部分，最后是用结束语来收篇。行文至此，已近尾声。我牺牲了这么多时间，也写了这么多文字，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更多的不了解经济和社会现状的朋友能够看的清楚一些，看了以后能够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引起对于现在的改革的再思考、再审视。至少，在危机来临时也能够提前有一些准备，那怕仅仅是思想上的准备。当然，仓促成文，错误和梳漏肯定不少，敬请指正。
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的水平也就这点点，下面请各位多说说自已的看法吧。2007-3-21 13:51:48
第十三篇 结束语：肩负起我们肩上的责任
我原来的初衷是写一篇有关于危机的文字的，在二楼发出来后，引起有些朋友的反响，或用短信或在帖中留言希望我再多写点东西出来。因此，我就在工作学习之余挤时间写了这一系列的改革纵横谈，涉及到以下几部分：
1、房地产绑架中国 第8、9、10页
2、股市，缺乏有效监管的游戏场 第13页
3、国企、教育、医疗改革成为政府甩包袱的试验场 第17页
4、应该要提到政治高度来认识的三农问题 第20页
5、外贸，世界工厂是荣耀还是应该悲哀 第24、28页
6、金融改革，“宁赠友邦，勿予家奴” 第34，39页
7、汇改，一个难以突破的困局 第47、49、56页
8、并不遥远的危机 第62、72、80页
9、强国之路第一篇：从西方列强的兴衰看中国可选择的发展战略 第88、95页
10、强国之路第二篇：改造国民性，重铸国民精神 第103页
11、强国之路第三篇：开明专制，末法之世当用重典 第121、131页
12、对于改革纵横谈这一系列文字的几点简单说明 第133页
同时由于本帖太长，为了大家阅读的方便，也为了使某些朋友不会因为阅读的不连贯对我的观点断章取义，我在109、110页又集中帖出了第一至第10篇。
其实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文等许许多多的方面，由于我自已知识面的局限性和篇幅所限，我主要涉及到了上面的几部分。前8篇是对现在改革中主要领域的评述，后三篇谈了一些我对于强国发展战略的浅见。这其中的一些是我与各位一样的切身感受，还有一些是我对于现在改革的思考，另外有一些是我吸取了别人观点后成为我思想的一部分后的表述。前前后后算起来仅主体帖就约有8万字，我牺牲了这么多时间，也说了这么多，如果你看了后觉得哪怕是感到仅有三句、五句有可取之处；使你从中受益；或者是引起你的思考使你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进行再审视；或者是抛砖引玉引出你的真知灼见；或若干年后，在闲谈中，你会对你的朋友提起你曾在凯迪看过MPLS的这个帖子，那么我花这么多精力所作的文字也就达到目的了。
今后的三至五年或更长的说8到10年，中国将可能面临着一次伟大的转折，将可能进入一个新时代，有可能彻底的拉美化，也有可能真正走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在这个转折期机遇与风险并存，就象历史上每一个社会的转折期一样，有些人可能会被洗下去，另一些人可能会被洗上来。我们今天多了解一些社会现实，所要做的最低限度是风险来临时，我们能有所准备，减少我们的损失。哪怕仅仅是思想上的准备。另外，如果你有足够的胆识，这个时期也许对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我与各位一样也是热血青年，也希望我们的祖国早日强大，再现我中华民族的汉、唐雄风，然而希望是希望，现实还是现实。同时在我的论述中大量的援引了西方列强作为例证，特别是在改造国民性这篇文字里可能说了一些有伤国人心的话。
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5％，至2005年，美国一共有28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占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70％以上。美国的GDP占全球GDP总和的约四分之一，美国在全球五百强企业中拥有176家企业，并能够在全球品牌500强中拥有一半的品牌。G7各国，除了美国和加拿大外，加起来的国土面积才是中国的一半。我们的临国日本的面积仅仅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的面积，资源极度匮乏，但他创造的GDP是中国的约二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今天，他们能够成为世界列强，自然必定有他们成功的原因，必定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必定有他们强大的道理。举一个例子：我发现强大的民族和国家都是长期、有效教育的结果（这个教育的概念我在112页进行了说明）；越是强大的国家和民族越守时，越是差的、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越不守时。06年11月16日，我们和美国一家合作伙伴公司约好12月14日14：30分商务洽谈，这中间他们没有来过一次电话、没有发过一封电邮，然后在14日那天他们从美国经香港转机到达上海，14号下午14：20分准时到达我们公司。我后来想：他们来之前一两天也不电话或邮件确认时间，难道就不担心我们不在吗？道理在于，这是由他们的守时文化决定的，约好了的时间，那怕是一年以后，如果不再改约，就会如约而来，国人能做到吗？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是关起门来检讨自已的不足，恨铁不成钢。一个不能检讨自已缺点的人是不可能有大的发展的，一个不能检讨自已缺点的民族也是不可能长久立于世界列强民族之林的。检讨就是为了改进，为了立而行之。
现在我们大开国门，加入WTO，一直喊着要与国际接轨，那我请问各位：我们是要拿什么与国际接轨？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适当的软件，再好的硬件配置也无法帮助一台计算机完成预期的任务。同样，在一个组织或国家当中，如果软件部分没有到位，硬件部分也无法真正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要接轨的不仅仅是高楼大厦，不仅仅是磁悬浮列车，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强有力的法制、文化和我们的思想等等与国际接轨。总之一句话，是软件接轨，而不仅仅是硬件接轨，而我们现在的改革却更多的是在进行硬件的接轨，对于软件部分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正是造成我们改革困局的根本原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看看上海就知道，西方列强50年建立的硬件我们可以用10几年时间把它建起来，但他们50年建立起来的软件我们10年肯定学不完！这才是改革的关键所在！我们现在就需要学习西方列强的长处，并弥补我们的不足。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么所谓的伟大复兴，我个人认为只能成为心中永远的梦。
犹大人在祖国处于危难时能够慷慨解囊，并能够共赴国难，我们国人现在有多少人能够做的到？即使现在还没有国难，都纷纷飞向了西方列强。所以，在当今的中国，我个人认为，现在一个很重要但往往被人忽略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思想拔高，即改造国民的思想，也就是我在第10篇所说的改造国民性，重铸国民精神，塑造诚信、自由、民主的现代公民精神。而这一点却是我们改革至今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非常重要和迫在眉睫的大事。
我们虽然可以在网上骂，发泄自已的愤闷，但冷静下来还是要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靠骂来实现国富民强。在我们的邻国印度，一位具有伟大人格魅力的修女德蕾莎说过一句话：“让我们怀着一颗伟大的心来做细小的事情”。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小事做起。我们长了一张嘴，两只手和两个肩膀，就是让我们少说多做，少抱怨，多承担责任。现在我们的国家正是需要我们担负起自已责任的时候。虽然要求我们象犹太人一样共赴国难是很难的事情，但在这个时候把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一肩挑起总应该做得到吧？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多承担一些责任，如果我们能够每天进步哪怕是一点点，那么就会逐渐的影响周围的人也积极进步和行动起来，那么，实现国富民强就不仅仅是个梦想。
所以，我最后用上世纪60年代被刺身亡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 的一句话作为改革纵横谈这一系列文字的结尾，并与
"不要问国家给你做了什么，要问问你替国家做了什么"。
2007-3-27 14:00:40
强国之路第四篇（续篇） 合纵连横，21世纪全球大棋局中中国可选择的地缘政治战略
引子：
我国古代的文化，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是一个宝典，其中蕴含的许多思想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合纵与连横是战国时代两位著名的外交战略家苏秦和张仪根据当时的局势提出来的两套战略，他们都是鬼谷子的高徒。当时的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国力大大增强，占领了各国的一系列战略要地。苏秦认为当时是秦国独大，各国临危，他说服了当时主要六大战国，联合抗秦，六国联合抗秦被称为合纵。张仪投奔秦国，并向当时的秦王提出了一套战略，就是横向联合与秦国不接界的诸国如齐国和燕国，向他们灌输远交近攻的思想：这些跟秦国不接界的国家参加反秦联盟得不到利益。而张仪则采取横向联系部分战国的方式，晓之以利害，拆散合纵联盟，力求各个击破的战略，他的这套战略被称为连横。这就是合纵连横典故的由来。
本文共分七章，首先从当今世界的基本地缘政治格局谈起，然后由中东问题的由来、伊朗核问题引出美国的全球地缘政治战略。最后三部分是本篇的核心部分，即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在全球这个大棋局的博弈中可选择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应采取的外交策略。
一、当今世界的基本地缘政治格局
当今世界形势有些类似中国战国时期的局面：一超多强主宰世界的时局，一超指美国一超独大，多强指欧盟、俄、中、日、印度类似于战国时期的六国。
美国独霸世界，成为无可争议的经济、政治、文化、金融、高科技和军事超级大国。苏联的解体使一个超级极权国家消失了，但由此带来的冷战的结束并没有让世界感到更加安全。相反，当大国间的势力均衡被彻底打破以后，超级大国美国必定会走向近一步扩张，谋求永久的世界霸主地位。一个美国独霸的世界和一个各方面的均势被打破的世界是一个很危险的世界, 因此1990年代后全球地缘局势失去了基本的动态平衡，局部战争连绵不断。
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维持美国唯一的超级世界霸主的地位，并防止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任何可以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国家和组织的出现。美国绝对不允许有多个超级大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级格局的出现。
现在世界的基本格局仍然是丛林法则主导下的各大国间的博弈。美国等西方列强在二战后建立了一系列有利于自已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联合国内部和其它一系列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依然是丛林法则和现代文明法则在共同协调运作。一方面这些组织制定了大量的规则、条约来协调各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和以国际法的形式来解决各国的冲突；另一方面，规则的制定还是由欧美等强权国家影响下制定的，这也就决定了这些游戏规则必然是有利于欧美列强的，二战后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几乎就是美国势力的延伸，美国利用这两个国际组织进一步巩固了美元的全球金融霸权地位及用经济手段影响甚至操控第三世界国家；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更多的是由欧美等发达国家制定的，尽管发展中国家要求修改不合理的国际贸易条例的呼声很高，但是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依然是一条曲折漫长的征途。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制度的存在本身就说明强势的大国依然主导着世界局势，说明当今的世界仍然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主导，并且大国常常能通过各种手段控制和影响小国的外交和内政。
1、欧盟的统一
数年前欧洲联盟的成立拉开了把20多个不同的主权国家结成一个超级联盟的序幕。这些国家中的多数是历史上的传统强权国家，也是主导现代世界的理念、思想、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策源地之一。欧盟走向独立的世界一级将立即颠覆美国的全球唯一霸主的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欧元也是现在的强势货币中最有可能挑战美元全球霸权地位的货币。美国依靠跨大西洋联盟和亚洲的盟国才能在亚欧两大洲立足，亚欧两边的盟友中跨大西洋联盟是美国独霸世界最核心的构件，欧洲走向独立的世界一极将使其丧失独超大国的地位。因此美国全球第一的战略目标是防止欧盟走向完全的统一和独立，特别是要阻止欧盟建立独立的防务，这也是北约至今仍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欧洲历史上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文化、国家、民族、宗教和种族的冲突，这是欧盟完全统一和独立的最重要的障碍。东欧几国在二战以后成为苏联的附庸国，在1989年脱离苏联的控制后，加入西方阵营集团，东欧国家倒向美国，成为美国分化欧盟最佳的棋子。英国是美国传统的盟友，阻挠着欧洲的统一进程。欧盟的东扩特别是土尔其的加入让欧盟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整合困境，由于经济、文化、思想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个越来越大的欧盟整合起来就更加困难。
2、俄罗斯的崛起
苏联解体后在前苏联的领土上新产生了14个国家。许多战略要地如巴尔干、高加索地区，中亚五国，都是从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所以俄罗斯的地缘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但是俄罗斯超级的军事力量和太空力量，俄罗斯广大的幅员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及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强大的科技力量都是俄罗斯成为世界大国重新崛起的有利条件。现在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已经走上正轨，俄罗斯向世界强国迈进的步伐越来越坚定。俄罗斯的困局在于地缘空间的被困、民族冲突、国内的叛乱、经济实力的衰弱，这些都阻碍着俄罗斯的崛起。
3、中国的崛起
中国连续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国际经济界难以解释的一个奇迹。但是今天的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和美国还存在着很大的综合差距。
中国的缺失在于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改革和法制化、民主化建设、地缘战略困局、美国的全面围堵。如果中国今后的10到20年能解决好国内问题特别是政治改革问题和以法治国、经济的结构失衡问题和国内社会矛盾问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问题，那么从长远观点来看，中国是最有可能挑战美国独超地位的单一国家。
4、日本谋求世界政治军事大国地位
日本已经拥有庞大的经济、科技、金融实力，只要美国默许，日本可以立即武装自已并转变为一个世界军事和政治大国。日本只看重与中国争夺亚洲主导权，但日本要想成为世界独立一极的阻力其实是来自美国。
日本有成为世界独立一极的现实力量，但在各强国中日本的前景将是最不明朗的：
首先，日本人口的老龄化是所有现代工业强国中最快的，日本将首先步入老龄化社会，日本政府如果不改变现有政策并采取合理的移民政策的话，日本老化的人口结构在将来必将对其社会和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日本的地缘局面是各强国中最差的，日本是岛国，东面是太平洋，只能依赖美国；西面和北面的中国、韩国和俄罗斯都跟日本是世仇，东南亚诸国因历史问题和日本也是交恶的为多。
第三，日本是典型的国土狭小并且资源贫乏的国家。广袤的国土是成为世界大国的后盾，没有这点就意味着没有战略纵深带和缓冲区；资源贫乏就表示极度依赖国外能源市场；有限的国内市场也使日本非常依赖国外市场，国外市场的风吹草动都将立即引起国内经济的反应。这一点也是历次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源所在。
最后，美国的军事占领使日本成为美国的附庸，没有独立的国权，日本只是美国地缘上围堵中国的一个棋子，鉴于二战的教训，美国是不会让日本获得完全的军事和政治权力的，这一点正是日本的死穴。
5、印度的崛起
印度是南亚大国并且是很具潜力的未来世界大国。印度1991年放弃尼赫鲁以来的计划经济模式而转向了市场经济，并努力发展为世界IT工厂，大力发展软件产业和IT服务业。悠久的历史文明形成的软实力，及近些年良好的经济表现，为印度的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7-6-5 16:58:55
二、中国的地缘政治困局
我国南向中南半岛上与我国接界的国家有老挝和缅甸，未接界的有泰国和柬埔寨。泰、柬两国是传统的亲华派。东南隔海相望菲律宾，南面还有越南，这两国是东盟中对我国不友好的两个国家。由于南海群岛的争端，双方往往容易卷入突发的冲突中去。中越两国在1979年的边界战争更是两国人民难以完全忘却的一段不愉快的历史,近年来越南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不俗表现使越南成为亚洲的一颗经济新星。
我国西南面向的国家有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度。印是南亚大国，是极具潜力的未来世界大国。现在印度国内反华论调也常常出现。1959年的中印战争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耻辱。巴基斯坦则是我国的友好邻邦。
我国东向正对的海面上是日本，这个地理格局在可预见的中长期内不会有变化。东南方向是我国的台湾岛，美国基本上把台湾作为战略上围堵中国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在战略上是美国围堵中国的重要一环。总的说来我国东面面向太平洋的格局基本上是个难解的困局。
我国的东北面是朝鲜半岛，二战后朝鲜半岛分裂为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在历史上中朝两国人民有用鲜血筑就的友谊之树。现实的今天，朝、韩人民虽然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下，而实际上却有很大的共性，两者有共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双方的民族主义者都为朝鲜民族夹在中、日两大强国间而忿忿不平。同时由于中国历史上隋唐两代多次征讨高丽，这种历史文化的沉淀决定了他们对我国既亲近又疏离。
我国的北向是俄罗斯、蒙古。俄罗斯在经历了90年代的大衰退后正在实现恢复性的快速增长。中俄两国虽然在1950年代有过短暂的蜜月期，但两国在近现代的冲突是非常频繁的，1969年更直接发生了珍宝岛冲突。在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一步步的逼迫下，现在的中国、俄罗斯再次走到一起。蒙古在历史上就是我国一部分，1946年在俄的支持下获得独立。所以，蒙古人非常惧怕中国将来解决完台湾问题后再来解决他们。这也是蒙古越来越靠拢美国的原因之一。
总体而言，我国地缘形势比较恶劣，在地缘上除了西部有空间外，基本上是一幅龙游浅滩图：三面有世界级大国俄罗斯、印度、日本，面向太平洋又被美国战略围堵，而且自身统一问题尚未解决。
三、揭开中东迷局
中东地区是当今世界大棋局的热点地区，中东各国有着复杂的历史、文化、宗教、民族和种族矛盾。这些矛盾成为各主要大国控制中东的手段，美国就是很好地利用了中东列国和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文化、宗教、种族矛盾，并且参透了阿拉伯国家的心理，这才使美国能够掌控中东的大局。
石油带来的矛盾。中东阿拉伯国家盛产石油，阿拉伯国家之间常常为石油管道和领土争端而发生冲突。这也导致各大国通过各种手段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不断介入该地区。
民族和种族的矛盾。中东和中亚地区历史上和现在生活着许许多多人种和民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人种库，无数古老的民族在这里生活过，无数征战和民族大迁徙发生在这一区域，由此而产生了无比复杂的民族和种族矛盾和冲突。
伊斯兰内部教派间矛盾。在历史上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由于继承问题伊斯兰教内部分裂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以正统自居，双方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的血腥仇杀。今天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是逊尼派穆斯林，只有少数国家属于什叶派穆斯林。伊朗全国都属于什叶派穆斯林，另外在伊拉克西南与伊朗接界的地区也多为什叶派穆斯林。伊朗由于人口众多和宗教极为狂热而成为许多逊尼派阿拉伯国家防范的对象。阿拉伯逊尼派国家非常担心伊朗在中东的乱局特别是伊拉克的乱局中混水摸鱼，扩大什叶派的力量和地盘，所以伊朗在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中属于内患，而以色列则属于外忧。
大国主义带来的矛盾。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是土耳其人大民族主义的根源，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度成为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土耳其人也长时间统治了北非、中东等国家和地区。今天土耳其人的大民族主义思想依然很强，土耳其依靠其在突厥国家中相对先进的经济地位大力支持其他突厥语系国家，梦想着建立一个大突厥帝国。伊朗人在历史上建立了波斯帝国，波斯帝国鼎盛时曾经地跨亚欧大陆。伊朗人今天仍然显示出对那段历史上强大文明的向往，并且今天伊朗人还有一种历史使命感要扩展自己的领土和文化。所以，阿拉伯国家对内时时防着伊朗和土耳其，实力被大大分散。
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的矛盾。犹太教是一种很强的排他性宗教，耶路撒冷是犹太民族的圣城。犹太复国主义是1948年以色列成立前犹太民族最强烈的民族集体信念，他们相信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历经亡国的苦难和流浪世界千年后必定会重新回到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地区复国。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本属同源，一般认为阿拉伯人是圣经中先知亚伯拉罕的一个儿子的后代。只是穆罕默德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伊斯兰信仰，利用新兴伊斯兰信仰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部族。现在，两个互为同源的民族在历经领土争端、战争冲突后早就成为不共戴天的世仇。以色列控制的区域仅为约3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700万，阿拉伯人则拥有20多个国家和近15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以色列宛如在阿拉伯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所以出于求生的本能，以色列这个高科技帝国在6次中东战争中全力以赴，每战必胜，每战必狠，创造了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奇迹，给阿拉伯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和军事压力。
大阿拉伯主义带来的阿拉伯国家间内部的矛盾。现代历史中，一些阿拉伯国家中不断出现民族英雄式的人物。试图统一广大的阿拉伯区域。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前埃及领袖纳赛尔都是典型的代表。但是各阿拉伯国家都已形成独立的国家意识，而且由于各国石油储量的巨大差别，一些富裕的阿拉伯国家害怕这些民族族义的英雄打着阿拉伯统一的旗号来实现一已私利之实。这种担心广泛存在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普通民众和石油大亨的心中。 2007-6-12 16:37:15
四、由伊朗核问题解读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
近两年的伊朗核问题闹的沸沸扬扬，成为世界各国瞩目的焦点。伊朗、朝鲜置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反对和制裁于不顾极力发展核武器，从而成为少数几个敢于公开向美国叫板的国家。然而美国对于朝、伊两国的政策和态度却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别，这其中的奥秘何在？本节将试从伊朗核问题来解读美国对于中东以至全球的地缘战略和政策。而前一节的揭开中东迷局即是本节内容的铺垫。
在第一节里我们谈到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维持美国唯一的超级世界霸主的地位，并防止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任何可以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国家和组织的出现。美国绝对不允许有多个超级大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级格局的出现。以此为基点，根据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综合历史、意识形态及第一节所说的当今世界的基本格局，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五角大楼战略防御目标的重点甚至是核心应是中、俄两国，其次才是欧盟、印度、日本、其他共产主义等第三世界国家、恐怖分子活跃地区及其组织。
美国前国务卿、著名的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在其所著的《大棋局》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从此处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重心所在，这个概念就是欧亚大陆而不是北美洲是世界的中心地区，中东则是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区，而苏联的解体产生了亚欧大陆间的权力空洞和巴尔干地区，也就是高加索地区和中亚五国，鉴于这些区域还没有大国能完全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紧邻世界的油库中心，因此是美国地缘战略上必争之地。
在中东，美国和中东的多数阿拉伯国家高层已经结成了标准的石油美元共同利益体。美国国内的许多高层政治精英都和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高层都有着密切联系，比如布什家族等，其中的一个明证就是九.一一事件发生后，数名涉嫌的沙特人顺利得以离开美国。虽然伊斯兰国家民意早就已经人声鼎沸，民众反美的情绪已经上升到极致，但是阿拉伯各国的高层跟美国进行合作符合这个特权阶层的最大利益。美国需要中东的石油，美国更需要中东的石油贸易用美元结算借以维护和巩固美元的全球金融霸权。同时石油贸易中，财大气粗的美国可以让中东石油国家获得源源不断的美元。并且美国的美元已经成为海湾国家维持国内稳定统治，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工具。美国和阿拉伯国家高层正是维持了这么一种关系：美国需要源源不断的石油，海湾国家需要源源不断的美元；同时统治阶层更是从中大大地获取利益。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所谓的民主自由在这里是多么的苍白无力。美国从来都不热衷于在中东地区输出民主，美国很致力于维持中
阿拉伯国家这种各人自扫门前雪的集体心理早被以色列和美国洞穿，这也使以色列可以放手以小搏大。美国人更是最好地利用了其间的矛盾。美国人以阿拉伯人的保护者自居，因为美国可以有效地阻止土耳其、伊朗可能的扩张，只有美国才能有效约束库尔德人可能的冒进和分裂活动。这就使中东各国政府无论是在经济贸易上，还是在地区安全上都非常依赖美国。这就形成了美国同时掌控敌对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局面。
在以石油代表的能源成为现代经济的工业血液时代，无论潜在竞争对手有多强，只要掌控了全球主要石油资源的运输咽喉要道，就可以让对手的能源控制在美军手中，也就可以间接影响甚至控制对手。这些要道有：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直不罗陀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达达尼尔海峡、苏伊士运河等。美国的野心就是完全控制以上海上要道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而达到美国永久霸权的目标。所以美国全球地缘战略就是占领全球的战略枢纽和能源咽喉要道。为达此目的，美国在上述区域要么通过军事手段直接控制，要么通过反恐机会进入某些区域、要么以经济等利益加以引诱。这些都是具有高度战略眼光的策略和行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在九.一一事件后最重要的战略就是借反恐的名义在战略上围堵伊朗。现在伊朗西北边的土耳其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势力全面渗透伊北面的阿塞拜疆，正西方的伊拉克、正东方的阿富汗都被美军借反恐名义直接占领。伊朗隔波斯湾相望的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是伊朗的死敌逊尼派国家。所以，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下一步打击伊朗埋下伏笔。现在的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间隔着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之间隔着伊朗。以色列可以认为是美国势力的自然延伸，如果美国占领了伊朗，就可以把以色列、伊拉克、阿富汉基本连成一片，美国就将真正的控制中东。伊朗是联系西亚、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核心枢纽国，是联系世界上最重要产油区的海湾国家。伊朗本身都是世界核心的产油区，可以说这一区域掌握了世界能源的命脉。
所以，从全球地缘政治上讲，如果美国再军事占领伊朗，那么美国将具有巨大的地缘优势：
美国已经占有伊拉克，再占领伊朗，那么整个中东地区将尽入美国的囊中，通过波斯湾往外运送石油的船只必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将被美国牢牢控制，这将成为美国完全独霸世界的最重要的一步棋，美国也就完全控制了世界能源的核心通道，中国、俄罗斯、印度、欧盟、日本都可能要因此而向美国低头。从小亚细亚到中亚，从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到阿富汗，美国的势力范围将连成一片，美国将据土耳其与欧盟相望，同时对中亚各国、俄罗斯和南亚中国的盟国巴基斯坦都将产生极大的战略威胁，而且我国的西部地缘空间从此将被极大的压缩，美国将从地缘战略上彻底完成对我国的围堵。再下一步，美国可能通过颜色革命内部策反来颠覆中亚数国，从而进一步从战略上围堵和威胁中国和俄罗斯。因而伊朗问题是战略关键，是美国独霸世界的关键一步棋。伊朗发展核武器问题只是表象，北朝鲜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表现要出格的多，但不见美国有多少实质性的针锋相对的行动。 2007-6-19 14:22:29
五、走去民族主义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实用主义中间外交路线
中国的地缘战略和外交政策应当去意识形态化和去民族主义，以谋求国家的长远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应该为当前的国家利益服务，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不应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和长远战略的制定。在这一点上美国和德国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通常在一个国家战胜另外一个国家之时，战胜国通常的想法是彻底打击敌人。二战后，如果美国严厉打击德国和日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为了围堵共产主义国家苏中，二战后美国立即制定马歇尔计划对日、德两个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帮助德、日重建家园。另一个例证是德国，德国百家国运的奠基人是俾斯麦。俾斯麦为了完成统一和富强的大业，先后交好俄国、意大利、英国、法国，这些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入侵过日尔曼民族的领土，德国历史上的数十年大混战就是这些国家的杰作。但俾斯麦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主义者，没有把民族复仇当做自已国家的目标。如果普鲁士当时以俄、英、意、西和法天下为敌的话，那普鲁士就绝对统一不了德国，也许今天德国还是几十个小城邦国家，我们今天也不会看到一个强大和统一的德意志联邦。当普鲁士在国力壮大后，俾斯麦却坚守地区守成的战略，绝不多树敌人来为德国统一大业服务。因此，我们今天更应当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同中国周边的国家搞好关系。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正在从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和思想等领域用各种策略围堵中国，防止中国成为挑战美国独超地位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更不应当主动去四处树敌，否则我们就会形成空前孤立的地缘局面。
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没有认清当今世界的总体形势让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已没有多少存在的空间。按照今天中国的国际环境，如果我们不能实现中日迈向友好睦邻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面临美、日同盟的威胁，中国就必然要考虑结盟地缘上的俄、印、韩国。不管历史上有何过节，我们都应当积极与这些国家修好关系，这是我国未来10到20年真正崛起的外部关键地缘因素。
所以我们不应当让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阻挠我们国家的外交和战略，不应该设立任何先决条件。一切以获取国家民族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这里，中日关系值得我们认真的反思。
日本大和民族是一个奇异的民族，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们奋发向上的国民精神（当然不是佩服他右派的军国主义精神）。日本是第一个脱亚入欧的亚洲强国，前两年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生动地表现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短短的30年间成功的脱亚入欧的强国历程。当时日本为了跟清朝的北洋水师作战，想从西方列强国家购买战舰，由于日本国力当时非常有限，因此日本的国会阻挠通过购买军舰的议案。明治天皇于是自己每天只吃一顿饭，把节约的钱捐给国家用来购买军舰！而同时期的慈禧太后虽然每餐必食上百道菜但还不满足，另一方面，满清高官们为了给慈禧太后祝寿，正在挪用巨额军费筹建颐和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日两个民族的真正差距在哪里！
日本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两次中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第一次是从1860年到1890年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开始迈向现代化时，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1927到1937年，国民政府利用了西方列强因危机无暇东顾的10年时间，让中国的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日本又担心中国发展起来，于是在1937年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的现代崛起进程又一次被中断。这两次战争不仅使我国损失了无数的人力和财力，更重要的是逆转了我国强国之路的进程。当时的中国虽是弱国，但却是大国，一旦中国有时间得到发展，日本征服亚洲大陆的狼子之心就会前功尽弃。日本是小国，资源极度匮乏，没有战略纵横地带，所以彻底输一次，就可能全盘皆输，日本根本输不起。所以他们要想尽办法把中国的现代化消灭在萌芽状态。
今天的日本右翼基本思维方式未变。今天的中国正在试图实现近现代史上的第三次崛起，正是中国这样迅猛的发展让日本的右翼势力寝食不安。我们不应忘记历史，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右翼在想什么？日本极右翼势力想尽办法阻挠中国迅速地崛起：通过一些极端行动刺激我国国内民族主义高涨，进而通过中国民众反日言论和行动来影响日本的民意，从中获取政治利益；支持台独、藏独来干扰中国的和平发展建设；在钓鱼岛和东海油气田挑起冲突借以分散我国的经济建设力量，……。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应该沉着应对，不要让民族主义的感性战胜了我们理性的行动。
但是中日两国既然在1978年能够开创中日关系的新局面，我们现在就没有什么理由在二战结束后近60多年后的今天被过去的历史所束缚。炎黄子孙绝不应该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但同时我们更应当注重明天，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为重，在坚决反对日本右翼的活动的同时，我们在加强与日本民间的全面文化交流、加强与日本企业的经贸往来、全面改善与日本政府的外交关系、争取日本左翼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07-6-26 11:59:17
六、合纵连横，21世纪全球大棋局中中国可选择的地缘政治战略
现在世界在许多方面有些象二千年前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重重、恐怖主义、种族和民族矛盾、领土冲突、能源问题、宗教冲突、叛乱与分裂不断。而另一方面，美国越来越像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全球扩张的步伐咄咄逼人。美国利用其主导的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如联合国、美元霸权、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影响和改变着世界的既有格局并不断的获取利益，在可预见的中期内这种格局将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为了获得我们崛起的稳定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国应当积极的和其他强国结盟，共同反对美国的全球霸权。
1、联法
从总体上看，由于中欧之间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及价值观等等的巨大差异，中国和欧盟各国的全面战略盟友关系至少在10至20年内都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但是我国应该多加强与欧盟各国各个领域的对话和合作，加强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和交往。纵观欧盟诸强国中，英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没有结盟的可能性。由于对过去纳粹德国的记忆让世界各国对德国怀有偏见，德国追求成为世界独立一极的行动必将引起欧洲各国的警觉，所以德国有想成为世界独立一极的心却没有这个胆。
法国人历史上就有独立的传统，法国从戴高乐总统时代发扬的独立精神铸造了现代法国人的民族性格，他们是世界舞台上反霸的重要成员，法国在戴高乐时代就成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国家。法国有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并且不满足现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现状。法国人最大的梦想就是欧洲脱立美国的掌控成为独立的世界一极，但由于山姆大叔的重重阻挠，这个梦想现在看来却是那么的遥远。所以在欧盟诸国中，现在我国可以试着与法国结盟，共同致力于反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2、加强与日本、印度、东盟的交往
美国对付中国最重要一个棋子不是台湾而是日本。以史为鉴，美国是不会让日本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政治军事大国的，所以日本真正成为世界独立一级的根本阻力来自美国而不是中国。美国会根据中国崛起的速度不断的修正与日本的关系。当中国崛起的速度越来越快时，美国就会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并为日本松绑以在战略上进一步牵制中国，并会默许日本修改和平宪法为日本右翼开绿灯。
对于日本，我国的策略是应当采用去民族主义和去意识形态的外交战略，尽快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和发展，并尽力松动日美同盟关系，加强两国的文化和经贸往来，树立我国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从而打消日本人对于中国崛起的威胁恐惧感。对于现在的日本政坛上活动的各派我们应区别对待，日本右翼只占日本人口比例的不到20％，对日本右翼的相关言论我们应当针锋相对的斗争，但同时我们应当主动出击争取日本左翼和中立派别的支持。
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彻底改善中日关系，我国在外交战略上应当考虑加强与东盟和韩国、朝鲜、东盟的联系，以求在地缘政治上彻底孤立日本，使日本在亚洲地缘政治这个大棋盘上彻底的“势孤”，减轻美日同盟对于中国战略围堵的压力。现在的韩国社会有左倾的趋势，青年一代中反美的情绪比较浓，我们应当想方设法利用历史赋于我国的这一机遇，应当让一个具有一定实力的韩国成为地缘战略上抵制日本的重要一支力量。
与中国崛起同样引世人瞩目的是印度为首的南亚次大陆的迅速崛起，1991年印度告别尼赫鲁主义转轨市场经济，并以10亿人口的市场规模以加速度进入世界市场。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印度则大力发展软件产业并渐渐冲刺为世界IT工厂。中印两个潜在的世界强国接界很容易造成冲突。中印在历史上有过军事冲突，这成为印度民族主义者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但发展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应当成为我国以后长期的基本外交国策。印和前苏联关系比较好，所以我们可以考虑通过俄罗斯来间接修好印度。
3、强非
在欧美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欧美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推销适用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利用自由贸易的幌子打开和垄断南方国家的国内市场，摧毁了南方许多国家的民族工业，对南方国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造成了南方国家经济结构单一、民族产业发展缓慢甚至被扼杀在摇篮里；欧美国家还诱使发展中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来促进金融开放、采用浮动汇率，并利用国际金融大鳄的投机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产，以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历金融危机后十数年的建设成果倾刻间灰飞烟灭（可参见第七汇改篇和第八并不遥远的危机篇）。这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只能越来越依附于美欧所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和非洲各国之间的贸易额迅速上升，06年中非的贸易额达到了约560亿美元。非洲的民族主义者希望通过中国的投资使非洲摆脱贫困。中国正在取代传统的欧洲大国如英国和法国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非洲的存在对于中国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许多产品由于欧美的市场垄断和高进入门槛而打不进欧美市场，非洲现在虽然比较落后，但它拥有近10亿人口，庞大的人口基数有时是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但另一方面从市场学的角度上看也表示巨大的市场潜力，在非洲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的生活水平会逐渐提高，因此非洲市场的潜力是很大的。由于中国产品的初级和廉价的特点正好适合非洲国家的需要，更由于欧美列强对非洲市场的不重视，所以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可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先走出去占领非洲市场，在非洲市场上先练兵，然后再渗透欧美发达国家市场。
同时非洲的能源非常丰富，可以满足我国经济建设巨大的能源缺口，减少对于欧美掌控的中东能源的依赖性。
在我国的产业升级时，我国企业可以加强对非洲大陆的投资，将低端的产业链条转移到比中国成本更低的非洲国家。在欧美国家不断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采取贸易配额限制时，非洲和拉美将成为中国产品重要的销售市场。
近几年的中非峰会将几乎整个非洲大陆搬到了北京，非洲数十个国家的元首来到北京参加峰会，这是我国地缘外交战略领域的盛会。
中国和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将促进南方国家的整体崛起，这使中国在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次序的过程中将会有更多的盟友和支持者。
4、联俄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苏联的解体也形成了全新的世界地缘格局。世界大棋盘的战略格局被重新划定，俄国经历了空前的地缘大灾难，丧失了许多重要的战略要地。想想日本右翼和台独分子分裂我国的阴谋，想想在他们眼中未来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就会明白当俄罗斯被分裂成更多的国家甚至于俄罗斯被彻底击垮后，美国就会集中力量来对付中国。因此一个过于弱小的俄罗斯是不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要求的，中美矛盾才是当前我国战略博弈的主要矛盾，所以中俄结盟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重要地缘战略。中俄在美国的逼迫下结盟将使双方优势互补。中国现在按经济总量测算是世界经济强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军事实力和地区政治影响力不够大。俄罗斯的问题是经济实力不济，但俄罗斯是世界军事、科技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继承了前苏联政治遗产的俄罗斯在许多重要地区仍然有着较强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
苏联的解体在总体上极大的恶化了我国的地缘战略形势，这使我国直接成为美国的战略目标。苏联的解体也使我国的西部出现了与我国接壤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和我国不接壤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即中亚五国。这五个国家不仅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且是欧亚大陆重要的战略枢纽，五国隔里海与土耳其和格鲁吉亚相望。西面和南面则接壤伊朗和阿富汗。
我国发起创办的上海合作组织正是着眼于这一战略环境考虑，伊朗现在已经以观察员国的身份加入，近两、三年伊朗很可能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这表明了伊朗背后有中、俄两个大国。上海合作组织力求建立稳定的中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同盟，以求牵制甚至阻止美国通过颠覆中亚五国、孤立并武装占领伊朗、进而实现独霸世界能源控制要道的阴谋。上海合作组织应紧密合作，通过经济和贸易促进政治和军事结盟，真正的结为利益联盟。在伊朗问题上，中、俄没有让步的余地，因为这关系到双方的根本利益。一旦伊朗被美国吃掉，中国和俄罗斯和五个斯坦国家将直接曝露在美国的战略威胁之下。
一方面，无论是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是在其他重要的场合，中俄都要用一种声音说话，共同对抗美国。另一方面，中俄应通过在中东日益增加的经济活动和阿拉伯国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逐步稀释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在可预见的未来，从小亚细亚到中亚地区必将是世界诸强角逐的对象。在中东，我国策略应当是积极拉拢欧盟、俄、印多边介入，共同防止美国单边垄断，力求恢复中东地区的均势，因为这符合中、俄、欧盟、印的长远战略利益。
七、韬光养晦，聚焦于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
当年邓公为我们制定了 “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 的外交方针，直至今天，这些思想依然深刻的影响着我国国家战略的总方向。今天，韬光养晦和决不当头的国家实用主义发展战略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一个国家决不可以透支自己的国力，到处进行扩张。一个新兴国家崛起的时候，要坚持地区守成的道路，要善于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国力，而绝不能走四面出击的道路（这一点在强国之路第一篇里有论述）。
无论外界发生什么变化，我们都要聚焦于国内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今后的10到20年将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只要我们能够坚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解决好民主监督问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法制依法治国使社会各个领域包括政府的权力边界都用宪法和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并且内化成普遍的社会规则、建立独立透明的司法制度、建立建全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以拉动内需，那么中国的崛起将具有比较完备的体制作保障，中国的崛起必将成为世界历史不可逆转的潮流、必将成为21世纪世界舞台的最强音！我们这一代人将可能亲历这一伟大的历程，那么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付出的无数血和泪、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无数屈辱也将能够彻底洗掉！
今后我们的全局战略应是：地缘战略和外交政策应当去意识形态化和去民族主义，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首要目标。我们要有高度的大局观和战略眼光，不要急于统一台湾，不求立即进行一城一地的争夺战。美国和日本右翼就是要搞乱我国周边环境，阻挠中国前进的道路，与此相对的是我们要争取一切有利时机集中精力进行国内建设。当前的大局最重要的是国内政局和国际周边环境的稳定，只要解决好前面所述的中国崛起的体制保障问题，并且再稳定发展20年，我们的综合经济实力就会跃升为世界第二强国（以GDP核算，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届时很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的综合国力就能得到大大提高，那时就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现在美国的全球扩张正在步罗马帝国的后尘。无论是毛泽东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还是邓公的“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都蕴涵着深刻的政治智慧。中国应当走地区守成的和平崛起道路，树立起友善的大国形象，绝不能走全球扩张的道路，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力能够经得起世界扩张的透支，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2007-7-3 11:04:50
（本续篇完）
第十五篇
房地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冬天是一定会到来的
---- 读
现在确实是春天，但冬天已经不远了，我们在春天与夏天要念着冬天的问题。我们可否抽一些时间，研讨一下如何迎接萧条。房地产业的冬天对别人来说不一定是冬天，而对某些人就是实实在在的冬天。这个冬天可能来得更冷一些。我们还太嫩，我们经过了二十几年改革开放总体比较顺利的发展没有经历过大的挫折，不经过挫折，就不知道如何走向正确的道路。磨难是一笔财富，而我们没有经过大的磨难，这很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弱点！我们完全没有适应不发展和不增长的心理准备与物质准备！
我们是否想过，如果大量公司销售额下滑及破产，如果大量的人们失业，如果经济萧条到来，我们怎么办？我们生活在繁荣的时间太长了，这也许是我们最大的弱点。不要忘了，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而且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面对这样的未来，我们是不是思考过我们怎样来处理？我们好多国人盲目自豪，盲目乐观，盲目自信，盲目的跟风，如果理性思考的人太少，也许萧条就快来临了，这是居安思危，而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杞人忧天！
目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国人从上到下，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萧条，那么当萧条来临的时刻，我们可能是措手不及的。环顾四周，我们是不是已经麻木，是不是缺乏对于自已及周围世界的本质了解和观察，是不是头脑里早就没有萧条这根弦了，是不是已经被GDP的高速增长迷昏了头了！是不是被某些媒体的宣传遮住了双目，是不是已经没有自我批判能力或者已经很少了。那么如果真如此，独立理性的思考能力就已经实实在在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第一稀缺资源了！如果真如此，那么我们一定现在就要认真的进行检讨，否则当四面出现萧条时，我们可能是没有办法了！
在当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一定要看到可能要出现的房地产业的萧条。我们知道，1990年的日本和1929年的美国在危机前也是形势一片大好，确实了不起，但经济说下来就下来了，眨眼之间整个经济就几乎崩溃了，而且日本还萧条了十年。当然，他们有很好的基础，有良好的人力资源和体制建设，他们还能东山再起。而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没有人家雄厚的基础，没有有效的制度建设，我们面临着内忧外患，这是不容辨驳的事实！
我们老喊狼来了，喊多了，有些人有些不信了，但狼真的会来的。今天我们在本帖中广泛展开对问题的讨论，虽然我们影响不了高层，但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有责任感和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国人进来讨论。我们来讨论经济和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三农有什么问题，外贸有什么问题，金融业有什么问题，房地产业有什么问题，汇改有什么问题，......。我们还能改进吗？如果我们能够改进一点，那我们就前进了。
虚幻繁荣的背后就是萧条。玫瑰花很漂亮，但玫瑰花肯定有刺。任何事情都是相辅相背的，不可能有绝对的事情。今年我们还处在快速增长中，人们的收入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在这个时期来研究冬天的问题，我们是在表面繁荣时期来研究这个问题。
几年来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对我们GDP的高速增长和成功视而不见，我常常会有一种危机感，并且也把这一感觉传递给周围的人。萧条这一天是一定会来，我们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
我们在讨论危机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需要结合自身来想一想，我们的准备和重视程度是不是够的？
我们国家发展经济时，首先不能讲GDP量的扩张，要先讲经济的质量，经济的质量就是我们常讲的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低污染、产业升级及产业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的建立和提升、环境保护等等。危机并不遥远，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从这一点来说萧条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要调整自已的害怕心态。从经济的自然规律上来说，我们都抗拒不了，只是如果我们能够清醒认识到我们存在的问题，我们就能延缓或者减轻冬天的寒冷。
历史告诉我们：危机的到来常常是不知不觉地；历史也告诉我们，相同的悲剧会一次又一次的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上演。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爆十周年之际，我认为所有的人特别是有责任感的人都要认真想想这个问题。
记住一句话“物极必反”，“日中必昃”，二千多年前的古老智慧过去适用，现在和将来也必将绽放出耀眼的光芒！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切人为收拾不了的、不愿收拾的、市场会最终出来逐一收拾。要相信：佛家所说的因果报应的道理对于市场和经济也是适用的。
虽然我说不出精确的时间点，但我的理性分析和直觉告诉我：这一场房地产业及至整个经济的冬天很快就要到来了！当它到来时，就会像它热得人们不理解一样，也会冷得出奇。没有预见、没有预防、盲目的跟风，就会冻死，那时谁有棉衣，谁就能更好的生活！
改革纵横谈之十六 强国之路第五篇
大力推进改革建立强有力的现代法治国家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前言
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虽然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然而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至今尚没有有效的启动。纵观国内现状我们发现，正是由于我们没有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完善法制化建设、没有及时的改革政治体制，才导致了现在政治体制的上层建筑阻碍了经济体制以至整个改革的有效进程，才导致了现在经济体制的改革成果没有得到保障，正在越来越深的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当年邓公振臂一呼：我们要改革开放，全体国民应者如云。时至今日，又有谁支持沿着现在改革的道路走下去？19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出悲剧,20世纪的中国历史则是一出悲喜剧。站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中华民族本应当告别悲情时代，但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之路将如何走？是否应该象有些极左派说的那样全面回归毛泽东时代才能解决现在的乱象？中国将向何处去?这个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被无数仁人志士提出过的问题现在再次被提出来!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象是一艘大船在渡河，河的这边是一个半小农经济、集权政治、人治社会、封建文化盛行、民主政治匮乏等的前现代社会；河的对岸是一个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民权社会、大众福利、权力分化和制衡的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虽然人们在经历了长期的争论后对于这个彼岸的总方向基本上达成了一致的认识，但在路途遥远，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危险和变数的情况下，在现阶段应当如何把船从此岸驶到彼岸？这对于掌舵的船长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要求船长具有高超的技巧和战略规划能力，同时也要求全体船员具有理性的心态，与船长同舟共济共同应对路途中的危险。正如管理学中讲的目标管理的原理相似，在确定了一个战略目标后，我们如何设定达到目标的策略，又如何把策略分解为具体的行动计划，又如何把行动计划细化为一个个动作？百米终点的目标已经基本设定，但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想一想为了达到百米的终点，我们如何先跑到50米的中点，为了顺利的跑到50米的中点，我们就要先研究我们的起跑姿势。在本文中我们就是来思考在现阶段的中国，我们的政治改革的正确起跑姿势应该是怎么样的，在起跑了之后我们中间的几十米如何跑，中间有哪些可以参考的坐标系，最后才是我们的终点问题。
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上述几个问题。本文中除了第7、8两节外的其它内容在前面特别是在《开明专制，末法之世当用重典》中都有相关的论述，可以说本篇是开明专制的姊妹篇，是以更宽广的视角和更深的深度对于政治改革的进一步论述，开明专制是当前阶段可以采取的过渡阶段，最终的目标还是要建立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本文首先从批判现在流行的暴力革命论、民主神化论和激进的左派、右派论调从而让我们树立科学、理性、渐进的改革观开始；然后指出渐进开放言论自由、建立社会公民组织、实行地方民主是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点（起跑姿势）；本文接着论述现阶段最重要和最紧迫的改革任务就是依靠而且只有依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力量推动建立一套以民为本的法治化社会，从而给社会每一个参与者包括政府一个法治化的规范。因此加强中央政府的政治威权已经成为当前阶段改革的重要任务，但这样的强政府并不是极权政府，而必须是依法行政的有执行力的政府（起跑姿势）；本文同时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及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东亚模式而不是欧美模式应成为中国现阶段改革的重要参照系（中间的坐标系）；最后本文提出一个重要的论点：中国能否演进到一个权力清晰界定、边界明确、功能分化的社会，将是未来判断中国是否建立现代化社会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建立各个社会系统边界明晰的功能分化社会应成为今后改革的最终目标（终点问题）。而西方民主的三权分立政体模式仅是实现这一最终目标的一种方式，我们应结合中国高度复杂的国情、历史、文化、传统探索适合中国现状和国情的实现功能分化社会的有效途径，我们需要借鉴西方政体权力制衡的思想而不是简单的照搬西方民主政治的表面形式。虽然本篇没有专题论述法制，但全篇自始至终浸润着法制的思想，法制、法制还是法制，只有法制才能保证上述目标的最终实现，这不仅是指要建立建全相应的法律法规，还包括依法治国、法在权上、法制具有无上权威的观念能够深入人心并外显为所有公民的日常行为习惯，这同时也需要我们国家正规教育和舆论宣传将法制思想广为传播以开启民智。上述目标的实现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我们前进的路途中必然充满了艰难和曲折，但只有凝聚改革共识，在正确的道路上大力推进改革，建立强有力的现代法制和民主国家，才能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长远的国强民富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 2007-9-3 363、368页 5433、5506楼
一、 抛开二次革命论，树立渐进改革观
现在我们有很多社会矛盾，社会不公正问题十分突出，法制建设十分落后，权利制衡机制还比较缺乏，民主政治也还相当滞后，普通公民的权利还常常受到损害，于是一种极端的暴力革命论在一些人的思想中渐渐发酵。是不是渐进改革之路真的已经堵死？是不是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某个时间临界点然后选择二次革命的方式才能解决现在的困局？
看看中国的近现代史，自从1840年中国被列强的炮舰打开了国门后，中国经历了太多的革命和激进的政治运动，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的政治运动……，我当然不否定许多革命和运动的积极进步作用。但另一方面，一次次的革命和运动给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内耗，同时一些不必要的运动也让我们丧失了历史发展的机遇。中国历史上二千多年的王朝革命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然而直至现在我们还处于前现代化社会，还远离国强民富的大门之外，民主政治离我们还是何其遥远。特别是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既不是导向现代化国强民富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要条件。历史表明，一个国家越是盛行极端思想，越是流行摧毁等口号，就必然要越长时间在现代化门口徘徊，因为打倒容易，建设起来却很困难。
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尽管全世界有一个普遍共性的现代化模式，但是一个非现代化的社会和前现代化的社会朝现代化方向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却是不同的。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从王权至上、缺乏民权的社会演变成为现代化公民社会。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先进的西方国家和现代化发源地荷兰、英国、法国，其现代化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经历过很长时间的社会变迁。而在美国，黑人直到1960年代才取得完整的普选权。人类社会发展的渐进性，对于今天正处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从历史的经验和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我们都能发现一个规律，渐进的政治改革胜过激进的暴力革命。英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较少地采取暴力革命的办法，除了在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曾经处死了查理一世外，这之后的历史进程基本是平和渐进的，英国通过“光荣革命”用和平理性的方式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在保持旧有王位的象征权利下建立了权利制衡的新政治制度，整个社会在妥协中向前演进。而法国则是一个盛产暴力革命的国家，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给法国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在18和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建立了一种对待政治敌人和不同政见者的极权主义的动员模式，更是颠覆了社会稳定的根基。法国的暴力革命带来了社会极大的内耗，让法国的整体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
中国目前的体制是需要根本性变革的，既然我们排除了暴力革命的选项，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开启一种改革新模式，使之具有立宪政治的主要特征。也就是说，改革明确地指向宪政主义的制度变革。我们不能总是象中国封建皇朝历史上那样彻底毁坏一个旧的政权再来建立一个新的王朝，那样的话中国将可能永远陷于治和乱的恶性循环。现阶段我们需要的是抓住来之不易的短暂时间走渐进改革之路才是正道。渐进改革不代表就是缓慢的更新，渐进改革更不代表不打破某些领域和既有的条条框框，相反许多领域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需要时不我待的大力推进改革，历史可能不会给予我们太长的和平发展期。按照这种温和改良的思路和方式，我们要改革现有许多的体制和修改不合时宜的政策，目的就是为中国当前的现代化事业服务。现在我们要寻求的是一条代价最小、成本最少的理性渐进的改革之路，我们需要树立一种理性、和平的改革精神，把中国的改革进程循序渐进地引向中国现代化的终级目标。 2007-9-6 11:52:04
二、抛开民主神化论，树立科学民主观
什么是民主？民主是一种理论体系。由此理论引致追求民主的运动相应兴起，继而民权的思想得以确立。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民主制度通常是指一种以议会、普选制和现代政党制度为基本特征的国家政治体制。民主还代表一种现代民主环境中自然的生活方式。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是指一种约束主体行为的观念体系，它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习惯性行为方式，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民主是一种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民主还是一种利益博弈机制。
民主的理念来自于古希腊。古希腊的雅典共和国实行了一种有别于寡头政治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为了开拓市场，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中国人面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冲击，在痛定思痛后探求解救民族危亡的药方，认为科学和民主是西方列强强大的根源。于是中国人就开始了对民主的不懈追求和奋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推翻了封建专制王权清王朝，新民主主义革命后1949年新中国建立，从此拉开了中国迈向现代化之路的艰难历程。由于缺乏对民主的深层认识，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了很多相当严重的问题。在现在的体制改革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在经历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中外民主政治冲击之后，中国当政者对于改革形成了一种非常明确的自我意识：将改革完全局限于经济领域，经济领域的改革，也完全以增长为目标。于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实践中被解读为“经济（GDP）增长才是硬道理”。纵观国内的社会现状，我国的政治文明的确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然而要想实现国强民富，未来的世界发展潮流及国内的社会现实又迫使我们不得不在这条充满着艰难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时至今日，民主理论与实践深层矛盾仍然是我们政治改革深化的巨大障碍。对于经济改革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逆性，当找不到石头的时候就退不回来了。而由此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付出的社会代价是难以弥补的，所以，政治改革的先瞻性思考显得尤为重要。思考的目的是能够融合东西方的传统文化，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稳定的有别于终极决定特点的成熟的政治体制，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实现民主的中国化问题。
完全否认西方民主制度，认为西方民主是虚伪的民主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任何国家，无论什么社会制度，都认同权力必须制衡、司法必须独立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观点。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浪潮浩浩荡荡。其中以全民选举的民主政治被作为政治全球化的典范，然而认为没有全民选举的政治就不是民主政治而是独裁政治，甚至把所谓的非民主国家的一切社会问题的最终症结归结为缺乏民主，并认为解决这些症结的根源在于民主化，从而形成了民主的迷信的想法显然也是错误的。更有甚者，民主在某些人思想中已经达到了被神化的高度，产生了只要一民主国民马上就可以富裕、就可以根治一切社会问题的民主神化论。认为西方多党式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和唯一最好形式，其他转轨国家只有完全采取这种模式才有现代化的希望。这种完全神话西方多党式民主政治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一个后进国家有太多的国家目标，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法律、教育、科技和政治等不同领域，认为采用了竞争性民主政治就能解决社会一切问题就是把复杂的世界过于简单化了。民主政治无论是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大量的问题，无视这些弊端和问题把一种制度神化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世人常把全民选举和多党竞选作为根治腐败乃至其它社会陋习的药方，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多党政治并不是解决腐败等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在一个没有有效制度和法制建设的社会实行多党政治反而会产生新的比如说贿选、族群和利益集团的分化冲突等问题。现在中国的政治改革并没有走到全民选举的民主形式，否则依据中国现阶段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很难预料全民选举在中国产生怎样的的严重负面影响。台湾民主的发展结果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引人深省的反面教材。尽管台湾是高收入地区，社会人文素质比较高，中产阶级已经构成了社会相对稳定的力量，而且台湾地区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就开始进行了基层民主选举。但是台湾地区由于族群之间的矛盾和认同危机在民主化期间被李登辉有意识地点燃，并利用其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社会的固有矛盾一经点燃就再难扑灭，而陈水扁执政时期的民进党政府继续以此来打政治牌，继续把社会分化为两大对立的团体。人们也不断激情地参与政治运动，出现了民主化时期的过度政治狂热。无节制的政治运动让民主转型期间的成本大增，政府、当政者、反对党热衷于政治运动，而疏于治国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灾难。
民主的多数原则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但在实际上有时这可能发展成为多数恐怖主义。也就是压迫的危险来自社会的多数；而这种多数人的压迫将可能导致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政。比如法国雅各宾专政就开启了多数暴政的先例，未经审判大量处死政治异议人士, 为法国革命带来了腥风血雨的屠杀和社会动荡。所以民主应该是建立在尊重少数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的基础上的多数原则。在民主制度下，少数人的基本权利，都必须切实得到宪法的保障。
脱离了一个国家具体的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抽象的打出民主、自由的旗号,不仅不能建立起良好的现代化民主制度,反而让社会进入了寡头民主和无政府自由时代,更谈不上保障公民的人权。2003年4月,当美国军队占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后,美利坚民主自由的阳光并没有普照伊拉克，全球的人民目睹一个城市是如何一日之间陷入崩溃的。萨达姆政权虽然是独裁政府,但是大多数居民还是生活在一种人类正常的社会秩序之下。但是美军统治之下的伊拉克社会的混乱、宗教仇杀使绝大多数平民丧失了基本的安全和生活保障。以上国家解体时可怕的末日景象在前独联体多个国家包括俄罗斯曾经上演过。1990年苏联这个国际巨人在社会解体和民族残杀中轰然解体,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中。有些人会为俄罗斯的改革辩护,认为他们毕竟建立起来了民主制度和多党选举制度,他们在天下大乱之后终于建立了好的制度。但当时的现实是由于没有经历任何真正的渐进式变革，人民从极权主义体制下直接过渡到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人民狂热地参与到政治变革中去。旧的极权社会次序是打破了,但整个国家没有有效整合而陷入解体和分裂的边缘。国家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也完全崩溃,黑社会接管了许多地方的政府权利。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短期内大幅度下降，人均寿命大幅下降，国家分裂解体。部分民众开始怀念过去的极权但是却生活稳定的时代，当时的俄罗斯关键是要恢复国家的秩序。民众甚至强烈希望有一个强人出来收拾残局。这可以说是对激进民主改革方式的讽刺。现在的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公民的民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形式上却保留了定期民主选举的制度，可以划入不自由的民主行列。在2004年大选中，普京居然获得了高达70％的选票，这样高的得票率几乎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是不可能的。这显示俄罗斯民众越来越认同应当在重建国家秩序的基础上发展民主的观点。俄国从一个超级大国退变成一个二流国家，巨大的地缘损失是不可估量的。试问，苏联的民主政治转型就必须以苏联的解体和崩溃为代价吗？如果这种事件发生在中国结局会是何种乱象？难道前苏联就不能寻找一种渐进的改革方式吗？难道迈向民主政治就必须以人民的痛苦和国家的分裂为代价吗？难道经历了国家分裂和人民痛苦后就一定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吗？
2006年巴勒斯坦的立法委员进行选举，巴勒斯坦人民用选票选出了具有恐怖主义色彩的哈马斯入主政府。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宗教极端组织执政，因为这样会破坏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巴勒斯坦人民长期处在战争和极低的生活水平下，这让许多巴勒斯坦民众易接受极端思想的影响。在整个文化条件、社会经济处于极低水平的情况下，选民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不能不说是对于西方不顾及一国社会现状实行民主政治的讽刺。因此民主制度需要的是稳定的社会条件，一定的经济基础、良好的国家教育制度和民众良好的教育水平。
在民权未得到保障、法制不健全和腐败盛行的情况下，很难保证选举的公正、透明和符合民意，相反却给各种各样的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许多国家大选前，执政党和在野党就难以安心治国了，大家的心思全放到了如何去赢取选举上了。在民主选举中，各种各样的诡计也是层出不穷的。这样的选举结果往往和真实的民意相去很远。这些谋略在主要西方国家的大选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无论是政治家和人民的整体民主素质和道德素质还是要高过第三世界国家的，这相应的减少了黑箱操作的负面影响。因此，民主必须是自由的，必定要建立在尊重普通公民的民权和司法独立的法制社会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些相应条件的搭配，民主就可能成为野心家的工具。
民主制度只是各种政治制度中不太坏的一种，任何把民主制度神圣化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在中国现在许多人的思想中，民主神圣化的思想特别盛行，往往将民主的广阔内涵简化为西方多党制和选举制，往往认为西方式选举是拯救中国的救世主。从过去的历史发展教训来看，我们要警惕民主神化论，一些人往往无视中国国情高度的复杂性，把中国一切问题都推到民主上，这种对民主意识形态狂热是非常不可取的。其实这种民主神化论的思想是和晚清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一脉相承的。我在这里决不是要否定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积极作用，但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带有非常强的脱离中国现实与具体国情的特点。
在讨论民主政治时有一个问题应该关注,即后进国家民众民主意识的超前性。在西方国家发展民主的时候,没有一个现成的经验，这样他们的民主进程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可以做到制度与社会实际的协调进步。也就是说，统治者对权力是一步步下放的，人民对民主的成果也容易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直到社会发展到下一个临界点，制度及社会现实再重新做另外一次妥协。这点在英美比较明显。而当代国家，因为已经有了欧美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巨大成功，后进国家的人民对民主的追求往往会超出与社会发展的实际。一方面是后进国家人民主动的追求，另一方面是西方列强的有意灌输。但民主制度可以很简单的移植，而保持民主制度良好运行的各种配套设施如法制、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群体、公民意识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结果往往就是社会的动乱。民众超前的民主意识，尤其是在中国国内科学的民主观教育严重缺失的情况下，会使民众对民主的追求变为一种盲目的述求，将所有社会问题简单的与民主政治制度挂钩。这将给国家发展和稳定带来巨大冲击。在中国现阶段由于民众长期不具有政治参与权和知情权，在民主化其间民众特别容易产生长时间的政治激情。如何在民主政治转型中因势利导，将人民正常的政治热情引导到一个温和理性的范围这都是我们要思考的。
今天的后进国家在向民主政治转型时期没有以前的西方国家那么幸运，当一个国家拉开政治民主化的序幕后，其他国际机构、西方国家、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都会介入该国的民主化进程，各种压力都使得许多国家不得不提早民主化进程。例如大多数非洲国家还远不具备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但是都在国际压力下先后实现了所谓的民主政治，把本应该属于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侧重的各项任务如经济发展、公民社会、法制建设、民主化完全混合在一起，结果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政治选举，离真正的民主政治相差万里。
我并不是反对民主赞成专制统治，事实上民主政治跟专制统治比，民主虽然有很多问题和弊端，但是专制制度却会带来巨大的祸害。我认为下面两位的评论客观的说出了民主政治的本质：英国前首相邱吉尔说：“民主制度是一个相当糟的制度，但我还没有发现更好的制度”；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中说“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实现了权利监督和权利制衡，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但是民主制度本身不是一种完美的制度，民主政体只是相对而言不太坏的一种政治模式，不能把民主制度视为是万能的。民主制度要有相应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基础相搭配，更需要有健全的法制和以法治国的基本架构；民主社会也一定是一个对公民权和少数人的权利加以法律保障的社会，因此民主社会也应该同时是自由社会和法制社会。
总之，不能把民主制度简单的等同于西方的以选举为基础的多党轮换体制。认为只要现阶段的中国实现了普选，实现了西方那样的多党轮换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指日可达了的民主神化论更是不可取的。我们要摒弃忽略民主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忽略中国复杂的国情抽象的谈论民主以至于产生了民主神化论的调论，树立科学正确的民主观。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是如何进行理性、渐进的进行民主政治改革，我们需要借鉴西方政体权力制衡的思想而不是简单的照搬西方民主政治的表面形式。我们一定要按照渐进和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的原则来进行中国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不可一蹴而就，但不进行改革显然也是不行的。西方国家自身经历了近三个世纪的演变才逐步演进成成熟的民主社会，从这点来看西方民主政治进程本身就是渐进的和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372页
三、超越左、右之争，回归理性中间改革路线
1978年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当国门被打开后我们发现不仅是经济上、科技上的落后，同时各项制度、思想观念也远远落后于欧美、日本等列强。在平均主义、铁饭碗等成为历史之后，中国急剧偏向效率和生产力提高的经济发展导向，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成为理所当然的大方向。中国由左行迅速转向了右行，过去的许多东西被否定。现在站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取得大进步的同时，在许多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方面我们是明显过于偏向于市场自由主义，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投入严重不足（请参见本纵横谈的教育、医改篇）。改革开放前虽然采取的是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土地改革却为中国扫除了现代化道路上的很大障碍，而全民合作医疗和教育的推广也为后来邓公开创的市场经济之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1978年我们转向改革开放时，中国的识字率和健康指数好过当时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这些都是我们追赶西方列强的积极因素。
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当一个社会的发展过于偏向右倾的时候，左的力量进行一定的平衡要求社会福利、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和贫困阶层，这有助于一个社会左右间的平衡。然而中国的政治环境很复杂，中国的左派往往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类似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那样的左派，中国的左派在很大程度上吸收的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许多负面资源，比如计划经济、阶级斗争等，这些都是与中国迈向现代化之路相背而行的思潮。另一方面，现在我们改革中渐行渐远的新自由主义的右派路线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导引下，许多发展中国家过早把本国市场完全对西方列强开放，没有注意到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保护本国市场和脆弱的民族产业，过早地采取了浮动汇率，开放了本国的金融市场，其结果是成为西方某些国家和国际金融大鳄的牺牲品（请参见本纵横谈的外贸和汇改篇）。过度的信奉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依据市场万能的原则，主张削弱国家的职能到最低点，这必然导致大量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严重不足，越来越多的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上。这样的的社会是不可能发展成以大众消费为主的现代化社会的。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右派的思想不表示我们要回到另外一个极端，极左的意识形态也是我们所要抛弃的，计划经济、平均主义、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不是我们所要的。西方列强通过全方位的市场经济制度、民主制度、教育制度、公民权制度、法律制度、环保制度等制度建设才最终成为世界强国，我们要学习其中适合中国国情的积极进步的一面，但也不要盲从其中的某一部分，因为制度建设是综合的、全方位的，不能采取过于简化的方式。我们的政治体制及至整个改革开放大业也应当遵循循序演进和理性的原则，走上遵循法制国家、司法独立、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公民权社会、民主政治原则的理性中间务实主义改革路线！2007-9-17 402页
四、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促进内需、拉动经济良性增长
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后，为了应对生产过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同时由于冷战时代东西两大集团的对立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社会改良的紧迫感，欧美国家普遍经历了社会福利的扩张，资本主义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发展出了现代福利国家。西方国家普遍吸取了原始资本主义的教训，放弃了原始资本主义的模式，建立了全面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北欧更是成为社会福利国家的典范。资本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约束，完全的自由市场竞争模式被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抛弃。国家大量介入市场失灵的地方，提供劳动保险等社会福利制度。
1980年代随着右派的美国总统里根执政，右派的自由竞争思想重新赢得全球主流话语权。里根和撒切尔的右派理念在1989年通过华盛顿共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华盛顿共识着眼于利用英美等国的经验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所谓的现代化样板模式，其核心理念是：开放国内市场、消除贸易保护和贸易壁垒、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实行浮动汇率、促进市场自由竞争、全面私有化、削减税收、削减社会福利项目等等。华盛顿共识基本上代表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这其中的某些观点当然不乏合理性的成分。市场自由主义者主张建立只要保证了最基本的社会秩序，国家就没有任何义务介入其它领域的守夜人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思想是要尽量削弱国家的力量、国家的公共支出规模。某些激进的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尽力削弱社会福利制度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让国家尽可能退出社会公共领域，让市场接管国家的许多基本职能，鼓吹私有化包括水、电、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甚至法院、监狱等一切领域。甚至于有些过激的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全球全面彻底推行私有化，希望不加区别地私有化一切领域，希望把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险都当作一种市场产品来销售，但是不加区别的、不结合一国具体国情的过度私有化和削减民众合理的社会福利的结果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引起了贫穷人口增多、消费衰退、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资本主义的过剩的生产能力、过剩的产品及消费不足问题又将重现，其结果是造成一个国家的内需不足，损害了一个国家长期可持续性发展，最终结果是国内市场和消费能力始终培育不起来，形成经济衰退的局面。
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全面兴盛是在苏联解体、全球化席卷世界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使全球意识形态全面右倾化，左派的意识形态在全球沦为边缘思想。与此想呼应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在1990年代后受全球右倾思潮的影响而出现的国家政策全面右转的倾向。
社会经济中有一类产品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指由于其不仅为个人带来了利益，也为国民经济和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正面效用。公共产品还包括由于其稀缺性和公共性必须由国家来生产，而这些产品的消费也会带来整体效应的产品。教育和医疗及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是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由于公共产品的公益性决定了国家各级政府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负有重要的责任。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福利和公共产品却出现了与经济增长相逆转的发展趋势，农村的合作医疗系统已经解体。1990年代的教育产业化也让中国的公共教育制度形成了逆向发展，高额的教育收费让越来越多的学子上不起学。教育几乎成为无人问津的一项基础设施，最终结果只能是教育市场化、产业化，各级学校靠学生的学杂费来补足经费不足的问题。许多乱收费的现象和穷人孩子考上大学却念不起书的社会问题频频发生。医疗市场化的结果是多数民众越来越看不起病。随着医疗市场的放开，很多民营企业家打着医改市场化的招牌赚大钱，而成本却由社会上的病人来承担。越来越多的公民既不会读也不会写，越来越多的公民因为医疗费用昂贵看不起病过早的死亡。所以中国的改革在1990年代后出现了全面右转的趋势，全面的市场化的思潮成为主流经济学家和执政者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教育这样事关一个民族长远发展和国家百年国运的公共产品上，国家和中央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和关注是必不可少的。中国还远远不是法治国家，教育权限大幅度下放，就会出现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责不清的局面，教育权限的下放让教育陷入两不管的境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不管教育，最后教育被迫推向市场，结果是教育由公共福利产品退化成为一个单纯的市场商品。根据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数据显示，1990年代发达国家中央政府对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投入的比重三个项目加起来大约占中央政府支出的6成左右。由此可以看出发达国家是公共服务型的国家。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中，上述三项投入的比例也达到中央政府平均支出的3至4成左右。而中国中央政府在1990年代对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三项的投入只占中央政府支出的不到5％，这样的比例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明显低于亚美拉等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以上的数据说明了经济增长未必会让全民获利，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不同的概念，这是我们必须要认真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
许多人对于发展社会保障和公共产品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正是这些思想上认识的误区可能阻碍了我国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的有效建立。许多人认为经济发展是与社会福利同步进行的。实际上两者并不存在严格的同步关系。比如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由于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英国在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社会福利被大幅度削减，贫困人口数大幅上升。美国在里根政府的执政下也出现过同样的局面。我国在改革开放前落后的条件下建立起基本覆盖多数城镇居民的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覆盖多数农村的合作医疗体制。而19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社会福利和公共产品领域却出现了全面倒退的不正常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有非常多的例子显示，一些国家在人民生活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就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例如印度的某些城邦、古巴等。人们普遍认为穷国发展社会福利没有相应的经济能力和财政能力。但决定一个国家可以投入社会福利制度的是相对费用的问题，而不是绝对费用的问题。以综合考虑发展中国家实际价格水平购买力、汇率因素后的平价购买力为依据，发展中国家可以用比发达国家少得多的钱就能建立起相应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而且同样的一项福利制度或基本同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发展中国家可以用比发达国家少得多的财力建立起来。因此一个国家的相对福利支出，而不是绝对的财政水平是最关键的因素。多数国家都有能力建立和本国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那种认为必须先等待经济发展，再来发展社会福利和公共产品的观点，简单的用经济决定论来解释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
总之，一个国家能否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不完全是经济问题，而主要是国家意愿和政府意志的问题。一个国家主导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社会观念和团结观念是否普及，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在市场神话扩散、弱肉强食思想流行的地方，无论其经济如何发达，政府可能都不愿意建立广泛全面的社会福利体系（如美国）。
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公共产品的发展是事关全局、关系到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的基本国策，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应当承担这样的带有全局性的、全国性的基础任务。1990年代初期财权下放到地方后，事实上许多重要的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也随之下放到了地方，医疗和教育事业主要成为地方政府的责任。从整体而言国家的公共投入是不足的。 1994年后实行了分税制，国家整体税收能力开始出现年年上升的势头，在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比例分配中逐渐出现了财权上收中央的趋势。但是中央并没有大幅度承担公共福利产品的生产。地方的税收收入下降了，但是该完成的任务依然停留在地方，这导致地方政府逐渐陷入了困境，于是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预算外收入的方式，通过征收各个地方政府自行设立的、名目繁多的费用来完成大量的政府职能。因此地方的问题不仅是法治制度建设和民主监督的问题，也存在着一个基本制度重新设计的问题。如果制度安排中有不合理的因素，那就很难遏制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考虑而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对大多数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而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负有责任，但是必须明确双方的基本责任和职能范围，决不能中央和地方一起退出这些公共产品
在有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也将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权限下放。他们是法治国家，其法律界限和职能范围是明确的，各级政府都严格遵守法律，所以权限在谁手中就不是一个重大问题。但是我国的法制化程度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权力下放后就会出现公共产品成为无人问津的一项基础设施、各级政府同时退出的现象，最终结果只能是完全市场化和产业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中央、地方之间权限职能的分配是有问题的，这些问题不解决，必定影响到政府的行政效率，影响到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上，要用法律法规有效界定哪些是中央政府的基本职能，哪些是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对于什么是双方应该共同承担的职能，对于共同承担的部分中央和地方的份额应该是多少，都应该严格的明确化、制度化。这些都需要经过论证研究后进行科学的量化分配。2007-9-24 13:16:31 427
五、 渐进开放言论自由、建立社会公民组织、实行地方民主是政治改革的切入点
英国社会学家托马斯提到了西方社会经历了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个发展阶段。托马斯认为现代化社会的演进持续了三个世纪：在17世纪工业革命拉开序幕，18世纪经历一个世纪的演变和发展，包括结社权、财产权、信仰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的民权最终被确定；19世纪经过了许多冲突包含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政治参与权最终被确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包含社会福利权，社会生存和保障权的社会权最终得到国家宪法的明确保障。社会权最终的确定象征着西方国家的公民权发展到了顶峰，公民权本身涵盖了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大部分。虽然这个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从西方的历史来看，公民自由权基本上都是先于选举权而产生的，因此包括财产权、信仰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结社权的民权应该说是民主政治重要的先决条件，没有自由民权就很难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参考以上模式并纵观我国现在的政治和社会形态，如果说受制于现在的政治形态的制约建设强有力的法治国家、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还任重而道远，那么我认为现在渐进开放言论自由、允许人民自由结社建立自由博弈的公民组织可以作为当前阶段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点。
资本主义在其发展初期，民众权利受到极大的限制，日渐强大的资本力量构成了对政治权力的挑战。普通民众同时受到政治行政权力和资本两种权力的侵犯，所以早期资本主义时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和当前的国内现状多少有些相似之处。工人阶级的反抗、革命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灭亡的危机，人民要求保障民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对于自由和结社权力的限制导致了民众越来越多的暴力反抗活动，这些都是当年马克思预言的现实依据。这时政府中开明人士的妥协让步，让民众渐渐拥有言论自由和结社权力，从而使得早期原始资本主义时代的权力和资本无法无天的情况逐渐得到了纠正，政府、资本和社会公民组织的边界得到了界定，政府再也不能拥有无限权力。
研究各国历史和现状我们发现，一个国家言论越开放，取得信息的渠道就越多和越自由，对人文科学的研究限制越少，从事人文科学的人越多，那么一个国家的战略智慧就越多。美国和西欧民间的智库、各种专业学术会议和研究机构就是蕴藏杰出思想家和战略家的精神土壤，虽然杰出的思想不是每个人都能产生，但是经过文化和制度土壤的培育，就会按照一定的概率产生影响深远、改变一个国家和世界的各种思想。而当前中国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文化氛围、言论自由和制度土壤！美国强大的很重要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在于美国的文化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在于自由体制下独立思考的公民精神，在于开放、自由的人才选拔机制。美国的真正强大的根源在于他的体制和制度的强大！在反对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美国的长处和探索其强大的根源。所以一个建立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国家，不仅培育了独立的公民精神，也培育了国民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这样才能作到人尽其才。
开放言论自由鼓励媒体和言论开放、充许人民自由结社建立自由博弈的公民组织可以限制地方政府权力的无限制扩张、有效的制约权力的滥用，防止地方政府限制社会监督权力和民间言论自由的现象，并进而逐步建立制度化的官员问责制度。发达的民间组织对政府不当行为将构成有力的制约。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制约。现阶段对政府行为的制约主要来自政府内部的权力。民间组织大量生长起来以后，政府将开始受到来自外部的制约。民间组织越是强大的地方，政府不合理的行政行为的压力就愈大。开放言论自由鼓励媒体和言论开放、充许人民自由结社建立自由博弈的公民组织也必将成为梳通社会压力的减压阀，《国语·周语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在现阶段的政治改革中，应鼓励建立独立的工会、农会、农民进城务工者协会等各种非政府社会公民博弈组织，这些民间社会组织代表相应民众群体的利益并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对于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如工会、农会、农民进城务工者协会都应该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来维护其合法权益，让他们成为维护各自群体利益的博弈主体。如果自由结社的权力受到侵犯，就无法通过工会、农会等协会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需要依靠严密的法律体系才能保障公民社会组织不受其它如行政权力力量、资本力量的侵犯，才可以按照他们的原则自由的发展。
在近几年的一些社会不公正事件中媒体的介入对于事件的进展起了转折性的作用。媒体曝光、社会舆论压力、知名人士的跟进、这些都对滥用权力的一方构成了强大的压力，最后导致事件向着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这种媒体、公众舆论和知名人士意见构成了平衡权力的一方，可以帮助普通老百姓对抗被严重扭曲的行政权力。在媒体、公众舆论达不到的灰色区域，当普通公民在遇到行政权力或是资本侵犯时，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是维护他们权益的关键，所以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
在现阶段的政治改革中对于许多社会公民组织特别是工会的角色错位的现象必须尽快解决。对于工会，问题首先表现在工会领导应该由工人代表来罢免，而在我国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工会领导人直接被企业领导任免；工会领导人经常有企业领导人或企业领导的亲属来担任，这种裁判和球员同时上场的现象必须解决；虽然无论按照国际惯例还是我国的工会法都规定了工会经费来源应当从职工工资中按一定的比例扣除，但在实际中工会经费许多都是企业拨付的。这严重影响到工会作为一个独立的代表工人的利益博弈主体地位。本来工会是一个公民社会的组织，是站在企业主另外一方的权力平衡者，在一个现代化的机制中工会可以有效地就工人的权益和资方进行谈判式的博弈，国家的角色是中立的仲裁者，劳、资和国家三方的关系在西方国家都得到法律明确的界定，谁都不能擅自越权。但是在我国许多地方的劳资纠纷中，裁判员出现了错位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拉动GDP的增长，完全站在企业主一方，并严格限制工人的基本权力。同时我们看到，在近几年发生的大量恶性拆迁征地群体性事件中，我们更看不到权力的有效制约，当地方权力和开发商结成一个利益集团要求当地居民拆迁时，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力量远远大于平民的力量，地方政府公然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结社权力，阻止居民独立的进行有组织的博弈，老百姓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而又缺乏必要的利益表达机制。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凝聚共识，通过严格的立法的方式确定工会等社会公民组织的明确边界，规范各个利益博弈主体包括地方政府的既当裁判又当球员的错位行为。
西方现代公民社会正是通过建立完善如工会、农会等各种社会公民博弈组织的方法来疏通和调节存在于国家中的各方面的矛盾。通过完善社会公民组织从而让社会自己去解决存在于社会中的千变万化的问题，让政府处于中立的规划和调控、公平规则制定者的角色，从而疏通了存着于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如果政府采取极权主义模式控制社会所有领域，不允许任何独立的社会公民组织为了他们的利益进行博弈，不允许言论和媒体自由，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表面上塑造了一个国家大一统的形象。但实际上社会争端被政府强行压制，社会也失去了自我调节、自我更新的渠道，可是一旦社会矛盾被点燃的时候，所有的矛盾和问题都会指向政府，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基于中国现在的政治和社会形态，在中国现阶段的政治改革中，实行中央政治集权和基层地方民主相结合的政体模式将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点。采取从下而上、渐进理性的政治改革的方式，先实行地市民主，开放地方社团，建立和完善公民博弈的社会组织，恢复言论自由，减少基层腐败。实行类似于香港式民主自由，也就是一种不够完善的、中央政治集权制下的局部的民主自由将是现阶段可行的政治改革方案。
在坚持中央政治集权制的统领下，可以象当初的经济改革一样先进行基层、地市民主分省试点、逐片推广实施，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治改革的社会动荡。从下到上的民主改革，可以有效地杜绝基层官员的腐败。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强力统一的前提下取得较大程度的民主自由和廉政效果。可以开放地方社团，允许地方性的党派社团在本地参政。在地市的民主政治改革中，在不能一步到位的实现行政和司法系统独立运行的现状下，要使司法监督系统与地方党政相分离，建立直属中央的司法监督体制。纪检、监察等监督部门不应该受本地党政的领导，所谓的自我监督或由被领导者来监督领导者，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制度设计。这些司法监督部门要自成系统，人、财、物完全独立于地方党政。同时也要解决公检法等执法者、监督者由谁来监督的问题，所以要建立一种双向监督机制，即上级党政机关有职责和权限监督下级政府的司法监督部门的廉政。这一点如果能够施行，若再加上舆论监督的开放自由，则公权力的滥用和各种腐败必定会大大收敛。中国的现实情况不允许实行全国普选。全国普选也不会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直接好处，反而可能成为某些利益集团和民族主义者或别有用心的人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应该坚持稳定的中央政治上的集权领导的前提下，从实行地方民主开始政治改革，最终才能达到行政、司法、市场、社会等独立分化的现代化社会。 462页 2007-10-29 13:37:27
六、先加强中央政治集权，最终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一个国家通向现代化的历程中，通常都要经历三个最基本的阶段，一是从传统的封建国家和家族社会发展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法律深入社会基层单位的、中央政府能够有效治理全国的、国家政令通行全国的主权国家。第二个阶段通常是采用现代市场经济形式发展本国经济，使本国经济迅速起飞；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进行全面的民主政治、法制、公民社会等制度建设，成功跨入现代文明的大门。当然这三个阶段在时间点上不是能够严格区分开的，许多国家在实际上不同的阶段是交融在一起的，但在不同的阶段必然会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跨过第一个阶段，就根本无法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须具备的全国市场，根本无法树立现代公民意识，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达到现代化国家的行列。欧美国家迈出现代化的第一步也是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德国在历史上分裂成数百个城邦国的时候，每个城邦国都有自己的货币和关税，这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当然就更谈不上走上现代化的强国之路。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往往是一个血腥的历程，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是无法拿今天的人权标准来衡量的，中国1949以前的民族革命就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
在联合国曾经公布的48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中，非洲就占了33个，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处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为什么这些国家形式上采取了市场经济和多党选举的所谓民主政治，但是经济发展依然迟缓，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六十年代初期，台湾和南韩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许多非洲国家是非常类似的，而现在的台湾和南韩已经进入现代工业国家和地区之列。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法治国家的缺乏、市场发育落后、严重的腐败现象、军人的独裁，殖民地宗主国过去残酷的剥削等。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许多非洲国家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第一个基本阶段，那就是民族国家形成的阶段。在多数非洲国家，游击队、地方的部落、分裂势力取代了政府的基本职能。中央政府的基本效能严重缺乏，政府也不能为人民提供一个基本的社会秩序和保障，也无法建立基础的社会福利制度来防止饥荒的发生。所以非洲国家的问题根源在于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脆弱和国家职能严重不足。而国家失败导致了任何一种制度构建都难以在非洲大陆上真正扎根和生长。一些国家的政令、国家的管理秩序被地方武装打破，整个国家处在内战的局面，地方的军阀和游击队各自为政。在苏丹、刚果等国家，中央政府不能控制许多本国领土上的地区，甚至出现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首都的混乱局面。所以，民主制度没有有效的国家基本职能的搭配，那么再好的民主制度都是建在沙滩上的楼阁。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许多南方国家、甚至是部分工业化国家在特定领域都面临国家失灵的情况。
看看我国古代封建王朝我们就可以发现，历代封建王朝都无法找到行之有效的方式来界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几乎构成一个死结，一方权力的增加必须以另外一方权力的减少为代价。无论是中央政府的高度集权和地方扩权都给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中央高度集权容易造成权力高度垄断，而高度权力下放却又可能造成地方割据、封疆大吏危害一方的乱局。在我国历史上也有一个普遍规律，当中央政府能够有效节制地方政府，让政令通行于全国的时候，国家就能够安定；当中央政府无法有效控制地方政府的时候，国家就可能陷入混乱甚至战乱的局面。即使是在太平盛世，地方势力作大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灾祸，大唐鼎盛时期安史之乱我们都要引以为戒。
看看近几年国内的一些事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央的权威已经弱化到了不得不加强的程度，现阶段的政治改革，我们首先要加强中央的政治权力、树立中央的不可动摇的权威、真正的让中央的政令顺畅的通行于全国，这样才能改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弱行政执行力的乱局，才能由中央政府来推动建立强有力的法制国家，以严刑峻法来建立强有力的公平公正的规则来规范各个社会主体和个人的行为。但开明专制只能是政治改革的中间过渡阶段，长远来看，我们最终要科学的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新型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和民主政治体制。西方列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是法治国家，通过明确的法律条文来界定各级政府的管理权限、职能领域，当各级政府出现了职能不清、管理混乱等情况的时候，各级政府可以在宪政范围内对制度进行修改。这在西方国家中多数是通过议会机关的讨论和议案来完成的。当各级政府出现了职能上重大争议的时候，司法的独立裁决成为解决争议的最终手段。因此西方现代文明国家是法治和宪政框架内的行政体制，其理念根源是法治的深入人心、法治内化成人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在西方列强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时，是集权还是分权、是中央的权限大一些还是地方的权限大一些都不会影响政体的稳定有效运行。而当前中国还远不具备上述条件，如果采用政治上地方分权制衡中央的政体，必将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
长远来看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这是当今中国一大难题。如何科学地用现代法治来界定中央和地方的基本职能范围和权限，在什么方面我们应该分权，什么方面我们应该集权都要科学的界定。最终建立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既保证国家的大一统局面，又能够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和活力，促进地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不仅事关中国的基本行政效率，更是关系到国家现代管理能力提高的重大问题。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各方面需要界定的公共管理功能和关系中，我认为经济决策、财政、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这三项公共产品是我国现阶段最需要科学界定的重中之重。从我国发展的经验来看，基本上都没有摆脱“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规律，要么因为中央集权管得太死，要么地方分权形成地方诸侯林立的局面。从现在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过渡的分权制既是中国繁荣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现在中国乱象横生的重要原因。
历史经验和教训提醒我们：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应该先加强中央的政治权力，最终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西方列强的体制当然有其优势和理念上进步的一面，但是与其制度相搭配的是各国具体的文化、历史、传统以及各国的法治传统。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把他们复至到中国来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了。我们应该学习其制度中许多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思想，但是要结合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和政治实践。 469页 2007-11-4 11:56:59
七、科学界定行政、司法、市场、社会等各个社会系统的边界应成为改革的最终目标
现代社会学理论中有一支有重要影响的功能分化理论，功能分化理论认为现代社会就是功能高度分化的社会。现代社会分化成政治、经济、教育、司法、科学、宗教和艺术等不同的、独立的功能系统，每个系统都有自己明确的边界，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独立而不同于其它系统的运行规则并为整体社会提供不能由其它系统来替代的服务。功能分化理论非常关键的一点论述是现代社会各个系统互相支援并互相依赖，但同时又是严格独立运行的。这样的功能分化的社会最早产生于西欧的英国、荷兰和法国，现在地球上每个迈向现代化的国家，事实上都在朝功能分化的社会演进。西欧、北欧、美国、亚洲的日本都是成功实现了功能分化的现代民族国家。可以说一个国家如果进入了功能分化社会，这个国家就真正掌握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核心构件。如果各个社会系统交织混杂在一起，那么各个系统的运行就会互相侵入，那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金融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等一系列混乱的现象。中国能否演进到一个权力清晰界定、边界明确、功能分化的社会，将是未来判断中国是否建立现代化社会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建立边界清晰的功能分化社会应成为今后改革的最终目标。而在这些社会系统中，如何明确划分出行政（权力）、市场（经济）、司法和社会（公民社会、公民个体及公民自治博弈组织）这四个系统的界限将会成为今后改革的重中之重。如果四者的关系和权力范围得不到界定，一定会产生混乱现象，在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社会混乱。明确界定出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界限范围，在这个界限范围内经济系统自身的运行机制主导着经济活动，政府当然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经济活动，但是不能越权直接用行政权力干预甚至直接进行经济领域的活动；清晰地划分出行政权力的界限，明确界定哪些领域是属于政府的基本任务，而哪些领域是政府不能强行干预的；界定出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的界限，能够明确在什么样的领域范围内政府不能再用行政权力干涉该领域的活动，明确界定市场资本的势力不能介入公民社会的活动；明确划分出司法系统的边界，行政权力、市场资本势力等不能干涉司法系统的独立公正。西方社会各个领域的关系和界限都用宪法和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并且内化成基本的社会共识和普遍社会准则。当问题出现后这样的制度又会用独立的司法制度去解决问题，人民对这样的制度是普遍信任的，所以即使出现了腐败现象和政府滥用权力，也完全可以从体制内的手段去解决出现的问题，民众不会采取体制外的激烈手段去解决问题，更不会从整体上去质疑这个制度的合法性。但如果无法明确各社会系统的关系必定大大加重社会运行的负担，从而让一个国家总是处在内部的矛盾中。
如果政治领域直接介入到经济系统，那就会产生权力寻租的现象，从而严重损害国家的基本行政秩序。看当今中国的问题，各个社会运行的基本系统混合到了一起，没有形成各自独立运作的社会系统。行政权力、市场、司法系统、社会公民组织交织在一起相互渗透、相互干扰，才产生经济腐败、权力腐败、学术腐败等一系列的腐败问题。其解决办法也必须致力于将本应该独立运作的系统分开，清楚的界定各自独立的运作范围。而这一切的关键则在于法律，只有用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严密、准确地界定出各个领域的界限，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向一个现代的文明制度演变。当法律制定以后，一定要有严格的执行才有意义，否则立法再多也无济于事，所以有法必依观念的长期宣传和树立也是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只有当任何人，任何权力都驯服在法律之下的时候，我们才能完成把中国社会的制度朝现代化方向演进。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国民的认同并能够深深根植在普通民众的观念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节制和约束权力，而只有当政府和资本这两种权力都受到约束，特别是受到公民组织的有效平衡的时候，小民就会成为公民。民众受到政府的尊重，才会从内心深处产生对政府的认同，所谓 “国不知有民，则民不知有国”。这种对国家的认同不是通过激烈民族主义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对国家法律法规及各种社会规则的遵守而自然地体现出来的，这时的国民意识早已内化成普遍的大众意识观念和社会准则。
如果我们不能有效界定行政、司法、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的话就很难保障真正的社会稳定，因为弱势群体甚至主流群体的利益随时可能受到任意越界的权力的侵犯，而本来可以自由博弈的社会公民组织本身的力量却被严格限制不能发展起来，不能形成起码的权力平衡。我们常常用既当裁判又踢球来表明应该实行监督功能的人却成为游戏的参与者的现象。产生这种乱象的根源就在于角色错乱，权力关系混乱，各种角色的边界没有得到有效的界定，今天中国大量的社会问题和严重的社会冲突、特别是群体性事件正是因为各种关系和各种系统的边界模糊引起的。
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让人们的民权意识逐渐高涨。顺应时代潮流，促进公民社会发展，逐步建立独立的民间博弈组织，真正的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才能真正培育起独立而又可贵的现代公民精神。如果说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还有很多意识形态、制度上的障碍的话，培育独立的公民组织社会却是相对比较容易的，这就要求各级政府界定自己的权力界限，防止滥用权力，要求制定真正健全的法律和严格的执法。
许多人认为专制君主是无比强大的，其实大多数的封建王朝的管理水平都很低效，管理能力远远不能和现代民族国家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是国家管理范围不断扩充的过程，正是因为国家不断提高管理能力，建立了基本的社会、经济秩序，通过了大量的现代法律法规，建立了完备的现代司法体系，民权才得以保障，现代经济的发展才有可能。因此界定行政、司法、社会、经济等各个社会系统的边界还表示要加强政府的现代管理能力，政府在退出公权力不能直接干涉的领域的同时还要加强政府应承担的基本的现代管理能力。现代政府的管理能力是一切的基础，现代国家的功能包括社会服务、环境保护、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离开了国家的现代功能，就会出现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严重供给不足的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大幅度扩张了国家管理功能。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一个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也必然是具有强大的现代公共管理能力的国家。国家和市场是一种强烈的互补关系，是相互服务于对方的关系。我们平常所说的小政府、大市场的说法是指国家应该退出政府不应直接干涉的经济领域，在经济系统中用市场经济的原则去发展经济，而不是要去削弱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现代管理功能和能力。 478页 2007-11-11 12:17:00
八、东亚模式应成为中国现阶段改革的重要参照系
欧美等现代化国家虽然具体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有差异，但与东亚的日、韩等国相比基本上实行的是弱政府，强市场和强社会（相对而言）的发展模式，这点在美国表现特别明显。例如美国，除了国防、外交、公共安全等基本职能外，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介入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投入和公共投入建立了一定的社会福利制度。但是跟日本、韩相比，国家的介入相当有限，国家依然主要鼓励自由市场竞争的原则。同时民间社会组织、福利协会和非政府组织非常发达，以此来弥补国家投入不足带来的社会问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逐渐吸收了欧洲福利制度的一些原则，采取了扩大社会福利和缩小社会贫困的措施。但美国直到今天依然有2千多万贫困人口没有参加医疗保险。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是一种高度福利的社会模式，国家通过征收高税收的方式，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在这些国家里人们所追求的是高度的平等，国家的力量介入市场领域的力度非常强大，通过一系列分配政策来最大程度上降低贫困、缩小劳资双方的权力差异。北欧模式从人类进步的角度来说是最文明的制度，但过多的福利保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的竞争力，也让民众在福利制度的保护下缺乏创新精神。这种社会状况是与北欧各国社会民主政党比较强大有相当大的关系，在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一党执政，国家政策有比较大的左倾倾向（欧美的左派和中国传统的左派有较大的差别）。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全球华人的典范成功地区，这个成功当然不仅指经济上，是全方位的包括其廉政公署等制度构建的成功，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一方面他们经济发达，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的自由港，另一方面含宗教自由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结社集会权等民权和自由权得到了比较好的保障。他们是全球法治国家的典范，拥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廉政公署等司法监督体系，拥有世界上很好的廉政建设和很少的腐败，在世界各国廉洁程度的评比中，他们总是名列亚洲国家之前茅。但是他们却没有采取西方式的竞争型民主选举，出现了公民自由权和法制国家先行，民主化（普选）置后的现象。
日本、韩国现代化模式明显不同于欧美，其国家力量对经济发展的调控比较多。国家采取重点产业扶植的政策，相对的封闭国内市场，以保护国内民族企业的成长。国家也大力主导经济领域的发展进程，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大力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大力扶植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冲向世界占领市场，对于日、韩的许多大企业我们都耳熟能详。日本在一批产业取得令人羡慕的成功的同时，国内市场却相对比较保守。日本具有较强的东亚文化的传统。现代公民社会组织已经形成并得到相当的发展，日本也是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韩国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也受到东亚一些传统文化的影响导致政治直接与经济相交织形成政经不分的现象比较严重，经济和政治腐败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韩国在金大中当政期间经过政治改革基本搭建起了现代化国家的制度框架，掌握了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钥匙。韩国人的民族性格既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具有强悍的独特性格特点，表现在工会运动上，形成一种争强斗狠的特点。这是与东亚民间社会温和的结社运动非常不同的。韩国人的民间运动经常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这应该是不为我们所取的。
比较亚洲四个成功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和地区，经济上都采用市场经济模式，除了香港、新加坡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原因外，日、韩都采取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二战后的西德、法国也是例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发展中国家在本国经济比较落后、企业竞争力不强、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本国市场不断的鲸吞蚕食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集中本国的一切可能的资源迅速的发展经济应对跨国资本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强大压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二战后崛起或重新崛起的国家和地区除了香港、新加坡由于独特的地理优势而采用自由港经济模式外，日、韩、德都是采用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当然在当前的中国要采取何种具体形式的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正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地方。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在市场经济框架基础上的主导，侧重于国家采取各种政策倾斜对本国企业特别是弱势产业进行扶持和培育，这和计划经济有本质的区别。东亚四国和地区在社会领域除了韩国以外，公民社会的领域虽都比较局限，但宗教自由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结社集会权等民权和自由权得到了比较好的保障，并通过法律严格确定了公民社会的界限。东亚四国和地区的社会力量不如欧美国家那么强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种社会运动式的冲撞关系，社会力量当然会独立进行结社活动和各种利益博弈，但是少与国家采取对抗式的活动。同时他们尚不属于西方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范围，如日本虽然实现了竞争式民主选举，但是日本自民党长期通过选举实现一党执政，新加坡公民的政治权利也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每次选举的结果实质上是操纵在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手中。香港也没有实行全民普选。出现了公民自由权和法制国家先行，民主化（普选、实质的多党制）滞后的现象。但没有人否认东亚四国和地区在法制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他们也同西方成功国家一样成功的界定行政、市场、社会、司法等各个社会系统边界的国家。
对社会学和社会发展有研究的人应该会有个共识，那就是考察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科学方法是从该国的历史沿革、文化、传统等方面着手，认为国土面积大小、人口多少、国家大小决定一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想法是线性简单思维方式的表现，虽然我不否认国土面积、人口多少对于一国制度选择有些影响，但这仅是次要影响因素。以此为基点我们来探寻东亚四国和地区采取不同于欧美发展模式的现代化模式的根源。儒家思想中的“君子中庸”，“和为贵”“温、良、恭、俭、让、忠、义”等对东亚民众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这些特点都和欧美文化和传统差别相当大。在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还有 “孔教学校”。在新加坡华人占人口的多数比例，早期的新加坡人多数是广东的客家人的后裔，香港也是以广东人特别是潮、汕人为主，华夏文化对新、港的影响自不必多论。日、韩自唐朝开始就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在现在的日本许多人对于论语都耳熟能详。日本企业界对孔子顶礼膜拜。日本“近代工业之父”涩泽荣一首先将《论语》运用到企业管理，他开设了“《论语》讲习所”，倡导“论语主义”、 “义利两全说”。日立化成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说：“日本人的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住友生命的会长新井正明以“其身正，不令而行”为座右铭，日本东芝公司总经理土光敏夫，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欢《论语》。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更是孔子迷，其管理文集经常引用孔子的言论，处处体现儒家思想。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儒家自由主义”，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对东亚地区的影响之深。同时东亚国家特别是东亚民众有着普遍的对于政府的依赖心理，东亚文化传统强调对长辈和权威的尊重、强调等级制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东亚的中国、日本、韩国都是有着千年以上历史的国家，这些国家历史上封建专制、集权主义思想盛行，裙带关系在社会上交织错节，民众对于统治者的依顺心态很重。东亚地区以上这些历史、文化、传统特点和欧美列强诸国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众对于国家较少依赖心理、浓厚的契约精神的欧美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美国在历史上是由一群在欧洲专制主义时代遭到宗教迫害的教徒来到新大陆建立起来的国家，历来主张经济自由和市场至上、鼓励民间力量自由结社。
这里以日本为例我们来详细的看看历史、文化传统对其在其崛起进程中的影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采用自上而下改革的方式成功地走上了渐进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开明派在明治维新时以非常独到的眼光认识到日本传统文化和天皇制度对日本现代化的作用，日本人对长辈的尊敬、服从和对天皇的崇拜都是可以利用的、可转化为日本复兴的动力。所以明治维新期间日本一方面全面学习西方政治体制、军事、技术、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明治政府在改革过程中融入了大量不符合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本身的传统和文化因素，例如从日本明治时代的第一次制宪开始，日本宪法始终都保留了日本天皇的崇高地位。日本明治政府非常有远见地预见到，日本必须用最短的时间和最有效率的办法建立起现代化工业。所以日本不能完全采取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放任自主的市场模式，要在短时间里赶超欧美强国，就必须采取国家大力加速发展工业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国家重点扶植了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通过各种手段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并有意识的扶植日本一些本来不知名的企业如三井、三菱等迅速发展了起来并冲向世界占领市场。日本的这种发展模式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再次被战后的日本政府所采用。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史充分显示了日本文化有效融合西方现代化制度的巨大作用，从而让一些在西方国家中没有的文化和传统因素成功的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的思考和学习的成功经验！
世界上有两种政体模式，即单一中央地方制和联邦制。东亚地区历史上和现行政体都是采用的中央地方制。现在世界上二百多个国家中大约有二十多个国家是联邦制国家。在国土面积较为辽阔的国家中，大多数都是联邦制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国土面积较小的联邦制国家有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等。联邦制的优势在于充分调动地方经济和社会的活力，给予各个地方政府相当的权限和立法权力，以便因地制宜地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联邦制国家的基础是以法治国，通过明确的法律条文来界定各级政府的权力范围、职能领域，当各级政府出现了职能不清、管理混乱等情况的时候，各级政府可以在宪政范围内对联邦制度进行修改，这在西方国家中多数是通过议会来完成的。同时司法领域最高法院的独立裁决成为解决各级政府争议的最终方法。所以联邦制国家是宪政范围内的行政体制，是在法律基础下的联合体，法治的深入人心、法治内化成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其根基。否则联邦制度很难真正拥有其权威性，甚至可能使得联邦国家在内部的冲突中走向分裂。现在世界上运行得好的联邦制国家，比如美、德、瑞士，都能在宪政范围内理性解决地区争端、实现改革发展。而另外一些联邦制国家，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如俄罗斯、印度、巴西、尼日利亚，其内部的争执和冲突常会使国家运行陷入低效状态，政策和法律难以通行于全国从而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在法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实行联邦制反而会是弊多利少，极可能使得地方保护势力、分裂势力坐大，他们对上面联邦政府要求的是更多的权限，对下面却往往是一手遮天，成为封疆大吏。在单一中央地方制国家中如果实现了以法治国，通过明确的法律条文来界定各级政府的权力范围、职能领域，同样也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在某些曾经实施联邦体制而发生了分裂的国家，如南斯拉夫联邦、中美州联邦、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缺少法制的基础。总体上看，与联邦体制相搭配的是各国具体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法治等。以美国为例：美国人强调个人主义，美国文化决定了各州强大的自治经验，美国在历史上从殖民地时代就一直是社区自治管理模式。美国在其建国之初就立下了宪政国家的坚实基础，司法方式解决政府的争端是其历史沿袭的传统。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社会传统和文化土壤、人文精神、历史沿革、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总体上看都是不适合联邦制的。中国如果采用联邦制很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
从东亚模式我们可以发现一点：一个国家在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最根本的不是形式上是否实现了全国大选和多党选举，而是能否用法律来明确划出行政权力、司法、社会、经济等各个社会系统之间的边界和范围。不能明确界定他们之间关系和边界的国家，即使在形式上实现了全国大选和多党选举，也依然远离现代化社会。在选举的过程中，各种腐败、钱权勾结都会让选举完全走样，离真正的民主依然有万里之遥。当然界定以上各系统的边界和范围与全国大选和多党选举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界定以上各系统的边界也不否认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可以包括全国大选和多党选举，而是说现阶段我们政治改革最重要的目标不应该是全国大选和多党选举，我们真正的目标是用法律严密的界定以上各系统的边界，从而最终实际民主政治、以法治国。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现阶段东亚模式而不是欧美模式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并可以做为我们现阶段改革的重要参照系。历史告诉我们成功的现代民族国家是能在单位时间里最好地实现传统和现代的融合发展的国家，是以最少的与传统文化的割裂来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国家。我们国家的现代化不能脱离我们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同时也不能割断与现有的政治、社会、经济条件的联系。我们需要结合中国的历史沿革、文化、传统等因素来选择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政治、经济体制。 487页 2007-11-20 13:25:54
九、凝聚改革共识，大力推进改革，建立强大的现代法治和民主国家
现阶段的中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没有一个有效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民族国家，以后的一切改革终将都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现阶段最重要和最紧迫的改革任务就是依靠而且只有依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力量推动建立一套以民为本的法治化社会，从而给社会每一个参与者包括政府一个法治化的规范。以削弱国家和中央政府威权为目的的改革是不可取的，但这样的强政府并不是极权政府，而必须是依法行政的有执行力的政府。政府必须界定自己的权力，不能滥用权力，政府的权力是在法律之下的尊重公民权的强政府，当然这个目标的实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样的政府也是国家与民众相互融为一体的政府。
当前中国最急需的是法治国家的建设和基层民主的逐渐推进。我们需要抛弃民主神化论，树立科学民主观。没有好的法治，民主必定是劣质的民主；前文所述的东亚四国和地区就充分证明了法治可以先行于普选的民主并能将国家成功的导入现代化的道路；菲律宾是普选民主先行于法治，结果是既没有好的民主也没有建立起好的法制社会。世界上有很多全面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而没有有效的法制建设的国家陷入了内乱，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个国家因为建立法治社会而经济衰退、国家分裂。司法系统独立高效的运作是法制改革的重点，在现阶段不能建立完全独立于行政的司法系统的社会现实条件下，建立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司法系统应该成为中国现阶段政治改革的中期目标。司法系统的独立运作和法治国家建设是未来一切改革的重中之重。未来的改革进程中，使司法摆脱行政权力和资本的越界干涉，同时又建立对于司法系统进行相应约束的权力制衡机制将是中国能否建成法治国家的关键。
只要政党本身确认法治权威，党的领导和法治国家就没有矛盾之处。在现阶段的政治改革中，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我们都需要放下多党制还是一党制的争论。前文所述的东亚模式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其中的新加坡是世界上廉政的典范，其经验特别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在现阶段执政党将自己的权力置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下，逐渐实现权力监督、权力制衡，将是中国能否演进到法治国家和功能分化社会的关键。在世界上12个比较成功的欧洲和英语系民主国家中，其中10个国家采取的是君主立宪制。过去的贵族并没有通过革命手段被消灭，而通过建立和解的社会规则，在建立了反映民意的宪政体制的同时，又让贵族继续为国家服务。如何如日本一样的实现传统和现代的融合发展、在不割裂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同时又能实现各种力量的和解共生，将是中国能否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同时这也是值得我们每个有责任感的国人认真反思和探讨的。美国短短二百多年的历史就发展为世界独超这不是偶然的，美国的建国先贤们在建国之初就设计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权在法下的宪政体制。适合于一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现状的制度的有效构建对于一个国家成功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有效的体制和制度将成为一个民族迅速走向国强民富的基石！
今后15到20年时间将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在现阶段的改革中：我们急需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以拉动内需。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不仅不应该从医疗、教育、社保等社会问题上撤退，相反应该更多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加大中央政府的现代管理职能；由某些地市进行政治改革试点、开放媒体言论和建立社会公民组织做为政治改革的切入点。循序渐进的建立发展工会、农会、进城务工人员协会等各种社会公民组织，让社会公民组织真正成为所代表群体的独立利益博弈主体，并以此疏通和缓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渐进的放开言论自由和开放媒体以平衡公权力的滥用，允许社会各种不同的话语的存在和博弈；改革现在的教育体制，通过学校教育和媒体及言论的渐进开放让科学的民权和法制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建立建全各项法律规范，真正实现以法治国；全面构建各项科学的体制和制度，最终科学的界定行政、市场、社会、司法等各系统的边界为中国的崛起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
一个国家奔向的现代化的历程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包括但不限于政治、经济、文化、法制、民主、公民社会、科技、教育等制度全面建设的过程，正如《大国崛起》的最后一集向人们展示的大国崛起之谜:“回顾500年来各个世界大国发展的历程，讨论大国崛起的关键性因素。单一的因素一定是错误的，但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却值得关注:重视科学和教育、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制度、善于学习但绝不简单模仿别国的道路、后发国家在国家力量主导下加快现代化步伐等”。决定一个国家能否成功现代化的因素是多维的而不是某一个单一的维度决定的，同时由于各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现状的不同其各维度因素在各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可能是不均衡的，在各方面的发展上也不是同样的均衡与千篇一律。在发展不均衡的时候，长维度因素可以相对补足短维度因素。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成功现代化的国家的发展道路虽有某些共同特征，但由于各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使其具体的发展道路却又差别相当大，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不成功的因素也会不尽相同。从现在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学中的功能分化理论为基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能否演进到一个权力清晰界定、边界明确、功能分化的社会，将是未来判断中国是否建立现代化社会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建立各个社会系统边界明晰的功能分化社会应成为今后改革的最终目标。而西方民主的三权分立政体模式仅是实现这一最终目标的一种方式，我们应结合中国高度复杂的国情探索适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现状的实现功能分化社会的有效途径，我们需要借鉴西方政体权力制衡的思想而不是简单的照搬西方民主政治的形式。这一点才是真正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地方！